第一个来的是葡萄牙人费尔南多，五十多岁，在葡萄牙海军干过三十年，退役后在澳门混日子。施琅亲自面试，考他航海知识、炮术理论。老头对答如流，还拿出几张自己绘制的海图。
“你为什么来？”施琅问。
“钱多。”费尔南多很实在，“你们给的年俸，是葡萄牙海军的三倍。而且……”他顿了顿，“我想看看，中国人能不能真建起一支海军。”
“你觉得不能？”
“难。”费尔南多直言不讳，“海军不是有船就行，是百年积累。英国海军为什么强？不是船厉害，是人厉害——一代代水手、军官传下来的经验。你们没有这个。”
施琅笑了：“所以我们请你来，传经验。”
费尔南多被聘为航海科总教习。后来又来了两个英国人、一个荷兰人（是正经退役军官，不是东印度公司的），分别教炮术、舰船管理和轮机工程。待遇优厚，但管得严：不准私自离校，不准与外界传递消息，授课内容需经审查。
有个英国教习不服管，晚上偷溜去喝酒，第二天就被辞退，遣送出境。施琅放话：“再有犯者，一律按间谍论处。”从此没人敢造次。
渔民子弟入学，起初确实难。
福建海边来的阿海，十六岁，家里三代打鱼。他爹听说当兵有钱拿，硬把他送来。阿海上船不晕，但一见书本就头疼——他不识字。
“将军，我真学不会。”阿海哭丧着脸找施琅，“那些字像蝌蚪，在我眼前游。”
施琅没骂他，找来识字的军官，每天晚上给阿海这些文盲开小灶，从《三字经》教起。三个月后，阿海能写自己名字了，还能看懂简单的命令文书。
实操课上，阿海显出了天赋。爬桅杆像猴子，看海流一眼就准，摆弄缆绳比谁都溜。费尔南多很喜欢他：“这小子天生是水手的料。”
但阿海也有毛病：散漫。在渔船上习惯了，想做就做，想歇就歇。有次实操迟到，教官罚他洗全队的厕所。阿海不服，顶嘴：“在船上哪有这么多规矩！”
施琅知道后，把阿海叫来，没骂，给他讲了个故事：
“前年打舟山，我们有艘船因为一个水兵没系牢缆绳，风浪一来，缆绳松了，桅杆倒了，船差点沉。那个水兵后来被军法处斩。”施琅盯着阿海，“在海上，一个人的疏忽，会害死一整船人。你觉得规矩多，可每一条规矩，都是用血换来的。”
阿海低下头，再没犯过纪律。
舰上实习制度最苦。
学员们在学院学半年后，就被赶上船，跟老兵一起出任务。晕船的吐，怕高的抖，还有的第一次实弹射击被炮声震聋耳朵。但没人退——退了的，之前苦都白吃了。
阿海分到“共和六号”，跟一个老炮手学装填。那炮手脾气暴，教一遍不会就骂，两遍不会就拿扳手敲。阿海手上被敲出好几个血泡，但硬是咬着牙学会了：装药量、弹种选择、瞄准修正……三个月后，他成了全舰装填最快的炮手。
陆军转来的军官李大有更不容易。他在陆军是营长，管五百人，到了海上却要从头学。第一次掌舵，把船开得歪歪扭扭，被水兵们暗中笑话。李大有憋着股劲，晚上不睡觉，在甲板上练绳结、背口令、记星图。半年后，他通过考核，成了“共和七号”的副舰长。
施琅每月巡视各舰，看着这些学员的进步，心里稍微踏实了点。
两年时光，一晃而过。
1668年秋，九江海军学院第一批学员毕业。
三百名军官，五千名水兵，整齐列队在操场上。他们皮肤黝黑，手掌粗糙，但眼神坚毅，站得笔直。
杨振华亲自来授衔。他把少尉肩章别在阿海肩上时，阿海手都在抖。
“现在认识字了？”杨振华笑问。
“认识了！”阿海挺胸，“能看书，能写报告，还能算弹道！”
“好。”杨振华拍拍他肩膀，“共和国海军，靠你们了。”
授衔仪式后，施琅站在观礼台上，看着这些年轻人奔赴各舰。江面上，二十余艘战舰列队，汽笛长鸣，黑烟成云。
陈海在旁边感慨：“将军，两年前咱们还为缺人发愁，现在……”
“现在只是开始。”施琅说，“这批人毕业了，第二批、第三批还得接着招。海军要壮大，人才永远不嫌多。”
“可是经费……”
“总统说了，砸锅卖铁也要办。”施琅望向远方，“西洋列强为什么强？船坚炮利是一个，人才济济是另一个。咱们现在两样都要抓。”
海风吹来，带着江水的气息。
码头上，第二批学员已经在集合——四百人，比第一批更多。
施琅走下观礼台。他知道，路还长。但至少，第一步迈出去了。
共和国海军，终于有了自己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