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线摆到袁承志桌上：绳结内圈那个男人的分型，四十三个人里唯一采不上样的钳工。
袁承志听完，没拍板。他把三份材料并排推开。
“分型是有了，可你拿它跟谁比中过？”
他的手指停在第二份上。
“这一条更弱。当年下岗走人的几十号，他不过是其中一个。你凭什么单挑他？”
“凭另外四十二个都排干净了。”温则鸣说。
“排除法，不是证据。”袁承志抬起头，“两条都是‘像’。没有一条是‘是’。”
“我知道。缺最后一环。”温则鸣说，“他本人的东西，跟绳结里那个分型，对上。”
“对上了就是铁的。对不上，前头这些全散。”袁承志站起来，走到窗边，“这案子，得用双倍标准。”
“什么意思？”李扬问。
“寻常案子，证据链闭合就能动手。这一件不行。”袁承志说，“它压了十年。那位老太太在下头等了十年。一旦上了法庭被人翻回来，那是往她心口上再补一刀。”
“还有，你们盯的这个人，这十年救过人，挂过锦旗，街坊都说他是好人。”他转过身，“万一错了呢？咱们毁的，是一个清白人的下半辈子。”
“所以别的案子一份证据够，这个案子，我要它铁到没有一丝缝。”
“这一条我早想到了。”温则鸣把另一沓东西放上桌，是那四十二个被排除者的采样和比对记录，厚厚一摞，“一个一个采样、比对、排除，全程留痕。将来法庭上问‘凭什么是他不是别人’，这四十二份记录就是答案：别人一个一个都排干净了，就剩下他。”
袁承志翻了翻那摞记录，点了点头。
“那三件公用备份呢？”他忽然问，“韩东升写进方案第一条的那个口子。领了四十六件，签名四十三个，剩下三件谁都摸过。”
“比中了，这个口子自己就合上了。”温则鸣说，“到那时候要证的只有一句话：绳结内圈那个分型就是他。凶手在不在这四十三个人里，那三件公用的谁穿过，都跟这句话不相干了。”
“反过来，比不中呢？”
“那这四十三个人的名单，连同那三件备份，一块儿作废。”温则鸣说，“重新来。”
袁承志看了他一眼，没再问。
缺的那一环怎么补，是个难题。
祝跃进人在八百里外的南方小城。要拿他的DNA，最直接是把人控制住、依法采样。可一动他，就惊扰了。他警觉了十年，一旦察觉，跑、串供、毁掉什么，都来得及。
“不能惊动他。”温则鸣说，“得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拿到他的东西。”
办法是抛弃物取样。一个人吃饭、喝水、抽烟，总要留下点东西。他喝完丢下的杯子、用过的筷子、掐灭的烟头，上头就带着他的细胞。这些是他主动丢弃的，取来做检材不需本人同意，也不惊动他，法律上站得住脚。这一点，温则鸣特意跟法制部门核过，白纸黑字问清楚了才动。
“双倍标准，从取样这一步就得干净。”他说，“取的东西合不合法，将来要在法庭上过堂。这里松一寸，前头十年的功夫全白费。”
派去的是两个便衣。到了南方那座小城，跟当地警方接上头，不动声色摸了三天祝跃进的作息。这人独居，话少，深居简出，下了工爱去巷口一家小面馆，要一碗面，坐最里头那张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