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访人那一栏是他自己签的。温则鸣一页一页翻过去。头几张，字写得又大又用力，一笔一画，像是怕人认不出。翻到后面，字缩小了，也快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把一件事跑成了熟门熟路。
他忽然想起卷末那沓来访回执上，许母那个一年比一年抖的签名。
一个家里的两个人，在两本簿子上，各签各的，谁也不知道对方签到了第几年。
“第三年呢？”温则鸣问。
“第三年断了。”李扬把台账推过去，“最后一次登记之后，再没有他的名字。”
温则鸣拿起那本台账，又拿起那沓打工记录，把两样并在一起看。
许秋生停止上访的那一年，正是他的打工记录里第一次出现“长期”两个字的那一年。他在一家水泥厂，一口气干了三年，那是他十年里最稳的一段。
也是他母亲第一次住院的那一年。
李扬又调出一份就医记录：母亲那年一场大病，前后住了两次院，欠下的医药费，是许秋生用那三年水泥厂的工钱一点一点还上的。同一年，村里给这个家办了低保。
一头是躺在医院的娘，一头是要还的债。
“他不是不问了。”温则鸣把两沓纸放下，“是问不起了。”
“跑一趟要钱，要误工，要跟一桩看不到头的案子耗。他一个二十岁不到的人，只能先得把这个家撑住。”
“他把嘴闭上，不是因为不想给姐姐讨公道。”温则鸣看着那沓戛然而止的登记，“是他要是倒下了，这个家就真没了。”
没有人接话。屋里静得很，只有白板上那个扎马尾的姑娘还在笑。
那沓材料的最底下，还压着几张不起眼的纸。
一张，是七年前许家申办低保时，派出所出的入户核查证明。落款一个民警的签名。
一张，是当年的接待记录。接待栏里，同一个名字，陪着这个少年一趟一趟递材料，递了两年。
还有一张，是走访便签。上面记着：“许家困难，秋生辍学可惜，已私人资助部分学杂，劝其复学未果。”落款，还是那个名字。
三张纸，来路各不相同，签的却是同一个名字，笔迹也是一个人写的。
温则鸣把三张并排摆开，看了很久。这个名字他今天不是头一回见——白天翻旧卷的时候，在哪儿也见过一次，一时想不起来。他忽然想起一样东西。他翻回案卷最前面，找到当年专案组那份总结，那句“老天爷像是站在凶手那边”的牢骚，被红笔圈出来、批了“胡说八道”的那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