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秋萍老家在邻县的乡下。父亲早没了。家里还剩两口人：她母亲，还有弟弟。
弟弟叫许秋生。案发那年，十五岁，读初三。
“她一个月工资寄一多半回家，”李扬把材料摊开，“供的就是这个弟弟念书。她自己在城里租最便宜的房，走在最黑夜里，省下的每一分，都是弟弟的学费。”
“那孩子念书怎么样？”苏晓棠问。
“还不错。”李扬抽出一张复印件，是学籍档案，“班里前几名。老师评语写着‘可造之材’。姐姐信里跟他说，考出去，别回这穷地方。”
档案翻到下一页，苏晓棠的手停住了。
学籍记录，停在案发那年的九月。
“下学期……”她说，“那岂不是。。。。”
姐姐六月出的事。那笔“下学期的”学费，是她寄出的最后一笔。九月开学，许秋生没有回学校。
往后的许秋生，档案里换了一副模样。一连串打工记录，零零碎碎，没一个长的：县城的工地，市里的物流仓，夜市摆摊，工厂流水线。干几个月，换一个地方。十年，没一份带社保的工作。
“十五岁辍学，十六岁进工地。”李扬把记录一张张铺开，“他姐想让他考出去。他最后走的，还是他姐走过的那条路。”
检验室里，一时没人说话。
“还有一样，顺手核了。”李扬把另一份材料推过来，“当年专案组查情感纠纷，查过她处没处对象，走访了工友、房东、老家的邻居，结论是没有。这回我又走了一遍，还是没有。”
“也就是说，那条线十年前就走空了，今天再走一遍，还是空的。”温则鸣说，“不是当年查得不细。是方向本来就不在那儿。”
杀她的人跟她无冤无仇，不认识，也说不上话。要从四十三个名字里揪出那一个，能倚仗的只有一件雨衣。
“家属这头也得走一遍。”李扬又抽出一沓，“真破了案，得通知近亲属。卷里那十张来访回执是她妈签的，最近的一张也是三个多月前的了。人现在还在不在那个地址，联系谁，得先弄清楚。”
“接待台账里有。”他说，“我调台账，是为了找联系人。”
台账翻开，联系人是找着了。可翻的时候，另一样东西自己跳了出来。
来访登记上，除了许母，还有一个名字。
案发头一年，许秋生就开始往市局跑了。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一趟一趟地来，问同一句话：我姐的案子，什么时候破。
第一年，来了十几次。第二年，还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