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带出去之前，回头说了一句：“我哥这个人，一辈子都觉得规矩比亲兄弟重要。”
“他要真报了案，公司就完了，几百号人吃什么？”
温则鸣把地块图翻了个面。
“马工头说，那年他手下四十多号人欠了五个月工资，是您结的。”
盛百河没说话。
“他还说，您弄进去了，这几百号人谁管。”
“……那是他的话。”
“是您的话。”温则鸣说，“您用了六年，让这句话变成了他的话。”
“我做的事我认。但你们别把我说成畜生。”
第一轮讯问到此结束，四个小时零七分。
律师到场之后，他仍不认“杀”，只认“制止他报案时手上没轻重”。
真正让他松口的不是攻心，是第三天上午。技术组从他家车库找出了那台打印机，机身内部的走纸痕迹与“遗书”那张纸的压痕吻合，而这台机器，他六年前对办案人员说过“早就报废扔了”。
那份笔录的最后，他仍然没有说“我杀了我哥”。
他说的是：“那天晚上以后的事，我都办了。”
一条一条，办得比谁都齐整：布置绳套、踢翻凳子、放上白天在公司打好的“遗书”、按下门锁的按钮、带上门，再和保姆一起“破门而入”。
“判决那天，我要去旁听。”消息传来时，盛楠在电话里对温则鸣说。六年申诉，这个三十岁的女人声音已经磨得很平静了，只在最后裂了一下。
“温法医，我爸的糖蒜……我妈年年都腌。”
“腌了六年，没人来拿。”
结案材料归档的那天下午，驻地来了一位访客。
盛楠。
三十岁的女人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个陶土坛子，坛口用红布扎着。
“各位警官。”她把坛子轻轻放在桌上，“我妈腌的糖蒜。今年这一坛，本来还是给我爸留的。”
“我妈说，让你们尝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