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信访件，在支队里转了三天，没人愿意接。
道理谁都懂：死者是那种名声的人，死因有医院的白纸黑字，人还入了土。接了，往轻里说是白费工夫，往重里说，万一验出点什么，就是把一个全市都想忘掉的名字，重新拎回台面上。
第三天，件转到温则鸣桌上，附了袁承志一行批注：
“你看看。你要是也觉得不用查，我就退回去。”
温则鸣把材料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中午没吃饭。
下午，他去找袁承志，只说了一句话：“我见见那位母亲。”
信访的同事私下提醒他：“温老师，这老太太，两个月了，每周三雷打不动来大厅坐一天。不吵不闹，就坐着，怀里抱着那个布包。下班了她就走，下周三再来。”
“跟谁学的这一套，也不知道。”
温则鸣知道跟谁学的。
跟所有求告无门、又不肯认命的母亲学的。三年前，另一个老太太，用同样的法子坐了三年。
接访安排在支队的小会议室。
老太太叫冯玉梅，六十七岁，进门的时候抱着一个布包，包上的补丁摞着补丁。她在椅子上只坐了半边，腰挺得笔直，像随时准备被人轰出去。
两个月里，她被轰出去过很多次。
“我知道你们烦我。”她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我儿子马国峰，什么人，我清楚。”
三年前，马国峰被指控在村里对一个女孩子行凶。案子最后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起诉。法律上，他是清白的；在全村人嘴里，他不是。
从那以后，爷俩成了全村的仇人。父亲气死了，母亲陪着他，在村子边上那两间房里，过了三年抬不起头的日子。
两个月前的一个早上，冯玉梅去给儿子送饭，发现人已经凉了。
医院的结论：急性心肌梗死，猝死。手续齐全，村里人帮着办了后事，土葬。所有人都说，这是报应。
“报应就报应吧。”冯玉梅的声音很平，“我一个当妈的，儿子做没做过那个事，我不敢替他赌咒。可他怎么死的，我得弄明白。”
“三条。”她伸出三根手指，指节变形，是干了一辈子农活的手。
“第一，国峰年年体检。他在镇上米厂扛包，厂里要求的。心电图年年做，年年没事。三十四岁的人，扛二百斤的包上三楼不带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