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工把字条和四十多份样本铺了一桌子，显微镜下看了两天。第三天，他把技术室的电话打了过来，开口第一句是：
“这份摹仿，是下过功夫的。”
“起收笔、连笔习惯、字的间架，学得有七八分像。要搁我快退休那年碰上，未必敢下死结论。”
“但是他学的是’形’。”余工说，“写字这个东西，形能学，’习惯’学不来。阮丽萍写字有三个下意识的小动作，样本里回回出现——那张字条上，三个全丢了。”
“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妈’字末笔带钩。”
“她只在写给母亲的字里带这个钩。四十多份样本里，凡是写给她妈的，个个有。写给别人的，一个没有。”
电话这头，温则鸣静静听完，问：“这个规律，说明什么？”
“说明摹仿的人，看过她不少字。”余工在那头顿了顿，“但她写给她妈的字，他一张都没见过。”
“也说明——”老技师的声音沉下来，“这孩子那个钩，是单单钩给她妈一个人的。”
温则鸣站在门边，把这句话记下来了。
三天后，笔迹鉴定结论出来，和一个母亲三年前用肉眼得出的结论，一模一样：
字条系摹仿笔迹书写，非阮丽萍本人所写。
摹仿水平不低，但败在细节——包括那个”妈”字最后一笔的钩。
鉴定意见送到分局当天，案件性质正式变更：故意杀人。三年前的失踪卷并入。
顾建国听完汇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了几圈，最后站定，交代了两句话。
第一句：“全力办。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第二句：“当年那个’不予立案’，该复盘复盘，该担责担责，一码归一码。但对外，先办案。人家老太太等了三年，别让程序再让她等。”
案件正式立为故意杀人案。三年前的失踪卷宗并入侦查。
整理阮丽萍遗留档案材料的活儿，落在温则鸣和苏晓棠头上。美容院早倒闭了，她的私人物品当年被母亲原样收着，一纸箱，全数借调了过来。
日记本、几张美容师资格证书、一沓化妆品小票、两本旧杂志。
日记本记得断断续续。
大部分是些琐碎：今天客人多，脚站肿了；给妈买了件外套，她嫌贵，骂了我一顿，我看她其实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