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页边角上，有一行他当年用铅笔写的小字，字很轻，像是不确定该不该写：
“其母坚称’妈’字笔迹有异。存疑。”
“我信了一半。”老宋声音哑了，“就是这一半，没顶用。”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老宋站起来，冲着一屋子后辈，深深弯了下腰：
“这案子要真翻过来，替我，给老太太赔个不是。”
郑海峰起身把老宋送到门口，只说了一句：“不是你一个人的账。”
会议室里，郑海峰把这页复印件看了三遍，脸色一点比一点难看。
“人都埋土里了，字条从哪儿寄出来的？”
没人接话。答案明摆着：寄字条的，就是埋人的。
“她母亲当年信了吗？”温则鸣问。
调卷的民警翻着记录，声音低下去：“没信。卷宗里夹着她的材料——三年里，她跑了派出所十一次，分局四次，信访两次。每回的说法都一样：”
“‘我闺女再气我，生日那天也会给我打电话。她三年没打了。’”
“最后一次来是去年冬天。接待记录上写着，工作人员劝她接受现实，她坐了一下午，走了。之后没再来过。”
会议室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一个母亲，用十七次奔走，对抗一张两行字的字条。对抗了三年。
输了三年。
“字条原件还在不在？”温则鸣忽然问。
“在，卷宗物证袋里。”
“送笔迹重新鉴定。找阮丽萍生前的字，越多越好——美容院的登记本、她写的便签、手机里的手写记录，都要。”
温则鸣站起来，一字一句：
“三年前，是这张纸把案子摁下去的。”
“三年后，从它身上翻回来。”
文检室当天下午收样。
阮丽萍生前的字迹样本，凑了四十多份：美容院的客户登记、请假条、她给闺蜜发过的手写照片，连她中学时的作业本，王桂香都完完整整留着，一摞，用布包着。
“这些年搬了两回家。”老太太把布包递过来的时候说，“她的东西，一张纸我都没扔。”
“我总觉得，留着这些，闺女就还有个凭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