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拿着介绍信，推着自行车走出公社大院。
午后的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周大山回头望了望那排青砖瓦房，长长舒出一口气。
“这位蒋书记，可比他前任强多了！”他语气里满是感慨，“肯听咱们说话，也能体谅咱们的难处，是个办实事的好官！”
林风正弯腰检查自行车链条，闻言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雪沫，摇了摇头。
“周叔，”他语气平静，“他是不是好官，现在下定论还早。但他今天愿意点头，绝不是单纯因为体恤咱们。”
“您想，咱们这副业要是真搞成了，把靠山村这个年年吃救济的包袱变成了先进典型，这功劳簿上，头一个该写谁的名字？”
“自然是他蒋书记领导有方，锐意革新。”
他顿了顿，“可万一这事儿搞砸了，出了纰漏，承担损失的是谁？”
“是咱们靠山村全体社员。而他，最多落个‘改革尝试，经验不足’的评价，于他仕途，无损分毫。”
周大山推着车愣在原地，咂摸了几下嘴。
他喃喃道：“是这么个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
林风没再说下去的是，蒋鸿达之所以这么痛快地同意他们搞这个试点，还在于他巧妙地玩了一手心理战术。
鲁迅曾经说过，如果你觉得屋子太暗，说在这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
但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
这就是“拆屋效应”。
他先是狮子大开口，要救济粮，要拖拉机，把最难的题抛出去。
等对方明确表示此路不通，再退一步，拿出那个看似退而求其次的副业方案。
这一退一进之间，才终于达成了他们想要的结果。
事情终于办成，周大山心潮澎湃，恨不得立刻飞回村里向社员们报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林风却一把拉住了他：
“周叔，别急。好不容易来一趟公社，我去供销社买点东西，咱们再回。”
“买啥？”周大山好奇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