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周其昌摇头，“资料是不全，但你把能用的资料用到了极致。”
两个人就站在码头边上，谁也不肯先去候船室。风从海面上灌过来，灌进单薄的衣领里，但他们都没觉得冷。
沈春梅和吕傲玉是一起到码头的。
夫妻俩都从北京过来，师出同门。沈春梅空着手——她的行李在牛棚里被烧了，烧得什么都不剩。
吕傲玉拎着一只藤编小箱，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一本翻到脱页的《本草纲目》和一本用报纸包着书皮的《金匮要略讲义》。
“好歹还有个箱子。”沈春梅笑了笑，“比我强。”
吕傲玉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只是把藤箱换到了靠她的那只手上。
随后又到了四个人。
老李，六十出头，天津来的，专攻先秦文学，跟周其昌在学术会议上见过两面，不算熟，但认得彼此的文章。他随身带了只布袋，里面鼓鼓囊囊塞着几本笔记，封皮都磨毛了。
周其昌看了看那袋子，说：“老李，你这笔记还在呢。”
老李拍了拍袋子：“别的可以丢，这个不行。”
老孙，上海来的，搞训诂学，瘦得像根竹竿，衣服挂在身上晃晃荡荡的。他自己倒不在乎，说瘦了好，钻牛棚的时候不占地方，同屋的人能多翻个身。
旁边几个人都笑了，笑着笑着又都不笑了。
老钱，南京来的，研究古代音韵学，个子不高，戴一副镜腿断过、用胶布缠了好几圈的眼镜。在码头上站了一个钟头，就说了三句话。
“你好。”
“是的。”
“谢谢。”
周其昌凑到章仲之耳边，压低声音说：“这人我读过他的论文，广韵重纽问题，国内第一人。”
章仲之看了老钱一眼，老钱正低着头，用脚尖在地上画着什么东西，像在研究码头的纹路。
最后到的是老赵，四十出头，北京来的，搞中国绘画史。他背着一只蓝布包袱，包袱里除了一双崭新的黑布鞋，什么也没有。
沈春梅问他怎么只带一双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