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喘着粗气进站的时候，我看了看手腕上的表。下午两点十七分，晚点四十分钟。硬座票四块七，坐了我四个半小时，脊梁骨都快被那条木板凳硌穿了。
省城火车站比江城的大出好几倍。月台上像煮开的一锅粥，穿中山装的干部掖着公文包小跑，背蛇皮袋的农民工横冲直撞，蒸汽机车头喷出的白雾混着煤烟味，呛得人嗓子发痒。一个妇女扯着嗓子喊：“茶叶蛋——五香茶叶蛋——”，旁边蹲着个老头，面前摆个木板，上面码着一摞摞的黄牛皮纸信封，五毛钱一个。
我掏出父亲的笔记本。1965年的纸页已经脆了，边沿卷着毛边。最后一页那行字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想家。第三十七天。”
三十七天。他那年出差省城，待了三十七天。我现在连七分钟都还没站定。
我正对照着笔记本上那幅粗略的手绘地图辨认方向，身后有人清了清嗓子。
“炜杰？”
我转过身。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寸头，穿一套藏青色西装，领口勒得有点紧，像是借来的尺寸。他脸上带着笑，但那双眼睛在我全身上下来回扫了两遍，像是在核对什么。
不等我回答，他又开口了，语气客气得像是在问时间，但身子微微侧了一步，刚好挡在我和出站口之间。
“郑总想见见你。”
他没说”请”，也没说”能不能”，是陈述句。
马路牙子上停着一辆黑色桑塔纳，车牌号是省A·00038。车窗关着，里面坐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正在看报纸。00038——这数字不是一般人能拿到的。桑塔纳现在二十多万一辆，普通人连摸都不敢摸，更别说这种牌照。
我上了车。寸头坐在副驾驶，从后视镜里看我，报纸一直挡着司机的脸。没人说话，发动机响了一声，车滑进了车流。
白云茶楼在老城区一条窄巷子里。门口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树下摆着几张竹椅，几个老头正在下棋，棋子磕在木盘上，发出”啪”“啪”的脆响。
一楼大堂烟雾缭绕。八仙桌，长条凳，盖碗茶五分钱一碗，茶博士拎着一把铜嘴长壶，远远地往碗里倒水，水柱拉出一道弧线，一滴不洒。人声嗡嗡的，有人在大声讲价，有人在说昨天晚上的电视剧。
寸头带着我往里走，拐到楼梯口。木头楼梯窄而陡，踩上去”吱呀”一声。每往上走一步，楼下的喧闹就被削掉一层。二楼是一条走廊，铺着青砖，墙上挂着几幅发黄的山水画，画框玻璃上有裂纹，拿黄胶带粘着。
走廊尽头是一扇木门。寸头敲了两下，不等里面应声，推开门，侧过身。
“进去吧。”
包间不大，一张圆桌，四把椅子。窗边坐着一个人。
他没抬头。
那人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真丝唐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头发往后梳着，一丝不乱，露出一个饱满的发际线。不高，微胖，两只手摊在桌面上，各握着一颗核桃，正在慢慢转动。棕红色的核桃在他掌心摩挲，发出一种细碎的、沙沙的声响。
桌上摆着两碗盖碗茶。一碗在他面前，碗盖半开着，热气已经散了。另一碗在我这边，茶水满着，没动过。
我站着。他没让我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