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往家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秋收过后的老街弥漫着一股子潮湿的稻草味，混着路边煤炉子的烟，呛人又熟悉。车轮碾过坑坑洼洼的水泥路面，每过一个坎，车筐里的苹果就颠一下——我特意绕去副食店买的，八毛钱一斤，挑了六个最大的。路灯还没亮，沿街住户的窗户里透出昏黄的光，有家在炒辣椒，喷嚏跟着香味一块儿往外飘。
这条街我前世走过无数遍，每一块裂缝我都认得。上一世最后一回走，我欠了一屁股债，从这跳了楼。那时候路灯是亮的，照着我影儿很长。现在影子也很长，但方向反了。
到了家门口，我支好车子。三间平房，院墙上爬满了枯了的牵牛花。推门进去，屋里飘出来炖白菜的味道。
“哥？”
炜婷从里屋探出头，马尾辫一甩。她穿着校服，袖子挽到小胳膊肘，正在台灯底下写作业。那盏台灯灯罩掉了一边，铁丝露着，光打在她半边脸上。
“我买的苹果。”我把网兜递过去。
“哇，红富士！”她掏出一个在袖口上擦了擦，“妈，哥回来了！”
里屋传来铝锅盖被掀开的声响。
母亲刘淑芬端着一锅白菜粉条炖豆腐走出来，热气糊了她的眼镜片。她摘下来在围裙上擦了擦，看我一眼，笑了一下，没说话。她把锅放到桌子中央，又折回去拿碗筷。四副，白瓷的，边上描着蓝边，磕了好几处，用红漆描过。
屋里陈设跟我记忆中一样。墙上挂着1990年的挂历，是机械厂发的，印着一辆小汽车，十二月的那个格子还空着。14寸黑白电视摆在堂屋角落，正在播《渴望》，刘慧芳在屏幕上掉眼泪，雪花点一阵一阵的。父亲炜正坐在藤椅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领口磨出了毛边。他面前的矮凳上放着一只搪瓷缸子，“劳动最光荣”的红字掉了漆，露出底下的铁皮。
他没看我。眼睛盯着电视，手伸到缸子旁边，摸出一瓶红星二锅头。
“吃饭吧。”母亲说。
桌子是折叠的，四条腿有一条短，底下垫了块瓦片。炜婷把作业本收起来，给我拉了把椅子。我坐下来，正对着父亲。他端起碗，手有点抖——那是三年前在车间里被冲床砸过的后遗症，腕子里面打了钢钉。白菜汤盛到碗里，晃出一圈油花。
“爸，妈，”我放下筷子，“我过两天要出去一趟。”
屋里只有电视里的声音。慧芳在哭，音乐很响。自从我从厂里打了辞职报告，就没回过一趟家。
父亲没抬头，继续夹了一筷子粉条。他的咀嚼声很重，一下，两下。
“去哪？”问的是母亲。她把一块豆腐夹到我碗里，动作没停。
“省城。可能还会去更远的地方。”
咀嚼声停了。
父亲慢慢放下碗。他的手还在抖，碗底磕在玻璃板上，发出一声脆响。他没看我，看向电视。刘慧芳正好说出那句经典的台词，屋子里回荡着配音的混响。
“干什么去？”
“做生意。”
“你那个百货店呢？”
“交给店里的人管。十八个乡镇的点也安排好了。”
父亲的嘴角往下撇了一下。那个表情我太熟悉了——以前每次我跟他提起”做生意”，他都是这个表情。不是愤怒，是一种更深的情绪，像在看一个走火入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