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假币。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市面上突然冒出大量假华元。纸薄一些，印花模糊一些，但天黑时光线不好，很容易蒙混过去。
保定府一天就收了三百多假币，知府急报北平。杨振华下令严查，军情司顺藤摸瓜，在天津租界抓了个造假团伙——主犯是个前清户部的老吏，精通印钞。
“斩。”杨振华批复很简单。
刑场设在菜市口，看热闹的人山人海。监斩官当众宣布：“伪造国家货币者，斩立决！举报者，赏银百两！”
刀落头滚。老百姓看得心惊，造假风这才刹住些。
接着是挤兑。十月，上海突然谣言四起，说中央银行银库空了，纸币要变废纸。一天之内，上海分行外排起长龙，人人拿着纸币要换白银。
分行经理急电北平。周明轩请示：“总统，要么暂停兑换？”
“不能停。”杨振华说，“一停，谣言就成真的了。从北平总行调白银，连夜运往上海。还有，在报纸上公布央行银库储备——咱们有多少银子，让百姓知道。”
十辆装甲马车载着百万两白银南下。到上海那天，分行大门敞开，白花花的银子堆成山，随便换。排队的百姓一看，放心了——能换出真银子，那还换啥？揣着纸币又散了。
事后查出来，谣言是几家旧钱庄散布的——银行抢了他们生意。
“这几家钱庄，”杨振华指示，“查税。但凡有偷漏税的，严办。”
最难改变的是习惯。
前门大街“瑞蚨祥”绸布庄，掌柜的是个老派生意人。银行的人来了三趟，劝他在银行开户、用华元结算，他死活不干。
“我爷爷那辈就用银锭，实在不行用铜钱。纸票？风吹跑咋办？水浸烂咋办？”
直到有一天，他儿子从华夏大学放假回来。小伙子学的是经济，跟老爹算了一晚上账：“爹，您想想，您收银子得验成色、称重量，一天光这就费多少工夫？银锭笨重，运钱得雇镖局，一趟多少钱？纸币多轻便，一张一百元的票子，顶一百两银子！”
老掌柜抽着旱烟不吭声。
“还有，您把钱存银行，不但不收保管费，还给利息！年息二厘呢！一万两银子存一年，白得二百两！”
老掌柜烟杆一顿：“真给利息？”
“白纸黑字写着！”
第二天，瑞蚨祥在银行开了户。消息传开，前门大街的商户陆陆续续都跟进了。
共和二十四年冬，财政部呈上一份报告。
杨振华翻开细看。报告里说，经过五年推行，华元纸币流通量已占货币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商业银行有了八家，存款总额超过五千万。上海、北平的股票交易所也开张了，虽然现在只有十几家公司上市，但势头不错。
“假币呢？”他问。
“去年只发现三起，都破了案。现在纸币防伪做了七道工序，难仿造。”
“老百姓接受了吗？”
周明轩笑了：“总统，现在市集上，小贩都挂着‘欢迎使用华元’的牌子。连乡下老农卖鸡蛋，都学着看纸币上的水印了。”
杨振华走到窗前。外面正下雪，前门大街灯火通明。他能看见中央银行那栋楼的轮廓，也能看见更远处华夏大学的灯火。
五年前，这里还是银两、铜钱、洋元混杂的混乱市场。如今，虽然离完全统一还有距离，但总算走上了正轨。
“金融统一，国家才能真正站起来。”他轻声说，呼出的热气在玻璃上结了一层白雾。
窗外，雪越下越大。而窗内，这个国家正在一点一点地，把破碎的河山重新拼凑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