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织什么？”
“围巾。”陈明月接过毛线团，“入秋了，高雄的风大。”
林默涵看着她。灯光下，陈明月的侧脸线条柔和，但下巴的弧度又透着一股倔强。她今天穿了件浅蓝色的旗袍，是他上个月从绸缎庄带回来的料子。当时他说“这颜色衬你”，她只是淡淡说了声谢谢，第二天却穿上了。
“明天你去一趟台北。”林默涵放下汤碗，声音压得更低，“明星咖啡馆，找苏老板。告诉她，货单需要重新核对。”
陈明月的手指收紧，毛线深陷进掌心：“紧急程度？”
“一级。”林默涵从怀中取出一张折叠的纸片，“这是新的货单，上面的数字要当面告诉苏老板，不能写下来，也不能说第二次。记住了就烧掉。”
陈明月接过纸片，没有立即打开，而是放进了旗袍的内袋。这个动作很自然，仿佛只是收好一张购物清单。但林默涵注意到，她的指尖在微微颤抖。
“你怕吗？”他忽然问。
陈明月抬起眼睛，直视着他：“你怕吗？”
四目相对。厨房传来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嗒，嗒，嗒，像某种倒计时。远处有狗吠声，一声接一声，在夜色中传得很远。
“我怕。”林默涵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怕任务失败，怕同志牺牲，怕再也回不去大陆，怕晓棠长大了不记得爸爸的样子。”
他很少说这样的话。在组织面前，他是冷静果决的“海燕”；在敌人面前，他是滴水不漏的商人沈墨；在陈明月面前，他大多数时候也是个克制而疏离的“同志”。但此刻，也许是夜太深，也许是鸡汤太暖，也许是陈明月指尖的颤抖触动了他心底某根紧绷的弦。
“但我更怕，”他继续说，每个字都像从胸腔深处挤压出来，“更怕因为我的恐惧，让更多人牺牲，让这片土地永远分裂，让晓棠那代人还要继续承受我们这代人的痛苦。”
陈明月没有说话。她走到林默涵面前，伸出手，轻轻按在他握着汤碗的手上。她的手很凉，他的手很烫。
“我十六岁那年，在北平读书。”陈明月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我有个同学，叫周婉婷。我们同桌，她英文好，我数学好，她经常帮我补课。有一天，她没来上学。老师说，她家里有事。第二天，她还没来。第三天，她父亲来学校收拾她的东西，眼睛通红。后来我才知道，婉婷和她哥哥因为参加学生上街运动，被特务抓走了。她哥哥死在了监狱里，她被放出来时，已经疯了。”
林默涵反手握住了她的手。
“从那以后我就明白，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陈明月看着他的眼睛，“我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但我知道，如果每个人都因为害怕而退缩，那这个世界就永远不会变好。你怕，我也怕，但怕也要往前走，不是吗？”
“明月……”
“汤要凉了。”陈明月抽回手，转身走向厨房，“喝完早点休息，明天一早我还要赶火车。”
林默涵看着她的背影。旗袍的腰身收得很妥帖，勾勒出纤细的曲线。她走路时背挺得很直，那是多年学习舞蹈养成的习惯。但林默涵知道，她左腿小腿上有一道疤，是去年一次紧急转移时，被铁丝网划伤留下的。当时流了很多血，但她一声没吭，直到安全屋才晕过去。
他喝完汤，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从抽屉里取出那本《唐诗三百首》，翻到王维的《相思》那一页。诗页的夹层里，是女儿的照片。照片背面，是他离开大陆前，妻子用钢笔写下的一行小字：“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缓缓归矣。何时能归？
窗外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悠长而苍凉。高雄港的夜晚永不沉睡，货轮在黑暗中来来往往，载着货物，载着人，载着希望，也载着绝望。而在这座孤岛上，有无数个像他一样的人，在夜色中潜伏，在刀尖上行走，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林默涵合上书，关上台灯。黑暗中，他轻声念了一句诗，不知是念给自己，还是念给远方的人：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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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陈明月坐上了开往台北的早班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