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走廊里，皮鞋声越来越密。
伏罗希洛夫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走廊里的灯还没开，灰蒙蒙的，看不太清人脸。他身后的副官快步跟上，小声问他要不要备车。他摆了摆手，说走回去。副官愣了一下，没敢再问，跟在后面。
莫斯科的冬天，天黑得早。街上的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照着积雪。伏罗希洛夫踩着雪，咯吱咯吱，走得不快。他脑子里还在转那些数字，三十万歼敌，还有那个名字，李来福。
他已经不年轻了，打过一战，打过内战，见过死人，见过胜仗，也见过败仗。但像独立第一师这样的部队，他没见过。一个农业国，靠着买来的武器，每场大战，开始时就能打掉人家的炮火阵地和指挥部。这不是单纯情报能做到的。想不通。
他走了一段，停下来，点了一支烟。烟雾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散得很快。副官站在旁边，不说话。
“你说，一个人，能改变一场战争吗？”伏罗希洛夫忽然开口。
副官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伏罗希洛夫也没指望他回答，掐灭了烟，继续往前走。
回到办公室，他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坐到椅子上。桌上的文件还没批完，他看了一眼，不想动。拿起电话，摇了一个号。
“接莫洛托夫。”
电话那头很快传来莫洛托夫的声音，低沉，平缓。
“是我。东边的战报，你看了吗？”伏罗希洛夫问。
“看了。”
“什么想法？”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明天开会。到时候说。”
“好。”
伏罗希洛夫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莫洛托夫这人，说话从来滴水不漏。问他想法，他说开会。开会的时候说，还是不说，说了也不一定是真话。他摇了摇头，拿起笔，开始批文件。批了几份，心不在焉，又放下了。
第二天，克里姆林宫，大会议室。
人比昨天多。不光是军方的，还有外交人民委员会的，还有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还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的。长桌两边坐满了，椅子不够，后面又加了一排。钢铁慈父坐在长桌尽头，面前摆着烟斗，烟灰缸，还有一杯凉了的茶。他先没说话，等大家坐定，才把烟斗拿起来，磕了磕。
“人都到齐了。开始吧。”
莫洛托夫先发言。他翻了翻面前的文件，摘下了眼镜，用布擦了擦，又戴上。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像是在念一份经过反复推敲的稿子。
“中国战场的变化，超出了我们战前的预判。根据情报部门的最新汇总，截至本月初，中国军队累计击毙日军超过三十万人。这个数字，在几个月前是无法想象的。淞沪会战的失败曾让我们对国民政府的抵抗能力产生怀疑，但江阴和镇江的胜利，改变了这一判断。尤其是镇江会战，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击溃了日军五个师团的进攻，这是开战以来日军遭受的最大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