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蒙德先生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船厂当自己的孩子养了这么些年，从来没有人找他要过股份。那些来谈生意的人，要么是想包一艘船，要么是想催一笔债。
可这个女人不是来包船的，也不是来催债的。她是来要他的孩子的。
他咬咬牙。“最多百分之四十九。”
玛丽看着他。他是舍不得。百分之四十九，意味着他还留着控股权，还留着那张最硬的底牌。
可他也知道，这张底牌在碰到银子的时候，没有那么硬。她靠在椅背上，忽然笑了。那笑容很轻，可哈蒙德先生看见了。
“我可以全吃下来。”她说，“只是价格，需要和我的律师好好谈一谈。”
哈蒙德先生张嘴，又合上，又张开。他大概想说那句“百分之四十九是我的底线”——可他忽然想到了一些更远的事。想到那些被他改了又改的图纸，那些画在废纸背面的线条，那些他怎么也算不出来的数据。
想到每一次他去伯明翰买蒸汽机，都要在旅馆里辗转半夜，算那些永远算不平的账。
此刻有个女人坐在他对面，跟他说：你的想法是对的，你的钱我来出。
他沉默了很久。工棚里铆锤的声音还在响，一下，一下，像是这间船厂本身的心跳。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哑了一些。“价格怎么谈？”
玛丽侧过头看着巴纳德律师。巴纳德把记事簿翻到新的一页，取下夹在耳后那支铅笔，朝哈蒙德先生微微欠了欠身。“哈蒙德先生，我们需要看贵厂最近三年的账册。还有您手头所有正在进行的订单，以及您和伯明翰那家蒸汽机商的合同副本。”
哈蒙德先生看着律师那张公事公办的脸，又看了看玛丽。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
她的灰色裙子在工棚昏暗的光线里显得很素净，可哈蒙德先生忽然觉得，这个刚才跟他争明轮该不该放在两侧的女人，也许真能把那些画在废纸背面的线条变成一艘在水下推进的船。
他转过身，朝工棚旁边那间小小的账房走去。
“账册在这儿。三年，一本都不少。”
巴纳德律师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往哈蒙德船厂跑了不下十趟。
每次回来，他那只旧皮包都鼓鼓囊囊的，塞满了从船厂账房里翻出来的单据、合同和库存清单。
他把那些纸片铺在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的书房桌上，一张一张地讲给玛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