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起头。
“这种地，在卖之前，产权是模糊的。但一旦两家都签了字，地契就干干净净，没有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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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他伸出第三根手指，“跟‘封闭教区’和‘开放教区’有关。”
加德纳先生愣了一下。
“这我倒没听说过。”
巴纳德笑了笑。
“有些地方，整个教区的地都是一个大地主的，比如一个大贵族，或者教会。穷人在那里待不下去，就涌到旁边的‘开放教区’去。那些地方地价便宜，管得松，穷人自己搭棚子住。”
他顿了顿。
“教会发现，自己在某些偏远地方虽然有收租权，但地租太低，收租的成本比收益还高。怎么办？他们就私下把这些地的‘管理权’打包卖给当地的投机商。投机商接手后，把地切成小块，卖给或租给那些涌来的穷人建棚屋。”
加德纳先生皱起眉头。
“那这地……算谁的？”
“算投机商的。”巴纳德说，“教会已经不沾手了。地契上写的是投机商的名字，跟教会没关系。但追根溯源，这块地最初的源头，确实是教会的资产。”
他顿了顿。
“您清单上的地，如果是切尔西、富勒姆那边靠河的地方，很可能是这种。那边这几年涌进来不少人，投机商很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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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他伸出第四根手指，“是‘托管基金’。”
加德纳先生看着他。
“这是最新的做法。”巴纳德说，“政府这些年慢慢在管这些事。教会把一些偏远难管的地，交给‘教会专员’或者‘慈善委员会’托管。这些机构作为独立法人，有权把这些地卖了，换成钱，去买政府债券，或者投资别的能赚钱的东西。”
他顿了顿。
“这样一来，卖地的是‘慈善委员会’，不是教会。法律上更干净，别人挑不出毛病。您那位中间人，可能就是替这些机构跑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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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纳德说完，靠在椅背上，看着加德纳先生。
“所以，您问这地有没有问题——我的回答是，不一定有问题，但要看是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