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
她想起上次给父亲看稿子的时候，他也是看了很久。但那次是一个下午，这次怎么好像更长？
会不会是这次写得不好？
会不会是他看到一半不想看了？
会不会——
书房的门开了。
班纳特先生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叠稿子。
他的眼睛亮亮的，是一种玛丽见过的光——上次他看完《阁楼上的指印》时，也是这种光。但那次的亮是惊喜，这次的亮好像更深一点，更沉一点。
他走过来，走到她面前，站定。
玛丽站起来。
“父亲？”
“这个案子，”他说，“比上一个更好。”
玛丽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那个冰窖的温度，那个时间的推理，那个凶手最后露出的破绽——严丝合缝。”他看着她，眼睛里带着一种她读不懂的东西，“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
玛丽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她怎么想到的？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些想法就那样来了，像溪水一样流出来，她只是把它们记下来而已。
班纳特先生没有追问。他在她旁边坐下来，把那叠稿子放在膝盖上，翻了几页，又合上。
“我问你，”他说，“有没有想过出版？”
玛丽愣住了。
出版？
她想过。她当然想过。在那些睡不着觉的夜里，在那些盯着帐子发呆的时刻，她想过很多次。
她想过自己的名字印在封面上。想过有人读到弗朗西丝·沃斯通的故事。想过那些从来不把女人当回事的人，捧着这本书，一页一页地翻下去，不知不觉地被一个“女人才会想到”的推理牵着走。
那是很远很远的事。是等她长大以后，等她把故事写得更好以后，等她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这个世界以后的事。
不是现在。
她才九岁。
可是父亲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