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炜杰和林雪薇飞往兰州。
不是头等舱，是经济舱，靠窗的位置。炜杰看着窗外的云层，白茫茫一片，像一块巨大的棉花把地面上的所有细节都盖住了。机舱里弥漫着泡面的味道和皮革座椅陈旧的气息，前排有个婴儿在哭，断断续续。
林雪薇坐在他旁边，膝盖上摊着一摞文件，用红笔在上面勾画。
“第一处在河西走廊，张掖附近。”她翻了一页，声音压得很低，“年产八万吨的设计产能，现在实际产量不到两万吨。设备是一九八五年的苏联进口货，维护费用比买新设备还高。”
“工人呢？”
“原有工人三百多，现在剩下一百二十。技术骨干走了一半，剩下的大多是本地农民，季节工，农忙时回家种地，农闲时来矿上干活。”
炜杰闭上眼睛。这不是矿山，这是一座废墟。
飞机开始下降，穿过云层。下方的地貌从绿色渐变为黄褐色，河流细如羊肠，山脉裸露着脊背。这就是河西走廊，丝绸古道，如今只剩风、沙、和废弃的矿坑。
兰州中川机场落地，又坐了六个小时的长途车。车是租来的旧吉普，减震器老化，每一块石头都能直接传递到脊椎上。出了兰州，国道变成省道，省道变成县道，县道变成土路。土路两旁是荒滩，偶尔闪过几棵白杨树，树干上刷着半褪色的石灰。远处有祁连山的雪峰，在阳光下刺眼地亮着，却跟脚下的世界毫无关系。
到矿山时，太阳已经偏西。
矿山比想象的还要糟。厂房是红砖结构，墙上的白灰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的红砖，像一个得了皮肤病的老人。设备上盖着厚厚的灰尘，有些地方的锈迹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氧化层，像一层坚硬的壳。厂区中央的办公楼，窗户玻璃碎了好几块，用塑料布和木板封住。门口的旗杆上挂着一面国旗，褪色了，边缘被风撕成布条。
矿长姓马，五十多岁，本地人，脸色黝黑，手掌粗糙得像砂纸。他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看见炜杰和林雪薇，没有惊喜，只有一种麻木的平静。
“你们是北京来的？”
“省城来的。”炜杰说，“接手这座矿。”
马矿长点点头，没有表示欢迎，也没有表示反对。他只是转身，带着他们在矿区走了一圈。每经过一个车间，他就停下来，用沙哑的声音介绍设备的情况。
“这台破碎机，八五年的，苏联货。修过十七次，最后一次修是三年前，配件找不到，用国产替代的，不匹配，产量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炜杰凑近看。破碎机的外壳上印着一行俄文铭牌，油漆剥落。传动皮带开裂了，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这台球磨机，电机烧过两次，绕组重绕过，功率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马矿长用手拍了拍外壳，发出空洞的回响。
“这台浮选机——”他顿了顿，“彻底报废了，三年前停的。现在用手工浮选，效率是机器的十分之一。工人们拿脸盆在水里搅，耗人力，耗时间，出来的精矿品位还低。”
一圈走下来，炜杰的心情越来越沉重。这不是改造，这是重建。每一处锈迹都是时间的债，每一道裂痕都是荒废的证词。
“马矿长，这些年你们怎么维持的？”
“怎么维持？”马矿长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幽默，只有长年累月的苦涩，“卖库存，卖废料，卖能卖的一切。去年把厂里唯一一辆吊车卖了，换钱发工资。现在仓库里除了老鼠屎，什么都不剩了。”
夕阳从西边的山坳里斜射过来，把厂房的长影投在地上，像一道道黑色的伤疤。
“给我一份完整的设备清单，”炜杰说，“能动的，不能动的，报废的，全部列出来。人员名单也给我一份。”
马矿长看了他一眼，眼神里第一次有了一丝不一样的东西。
“好。明天给你。”
晚上，住在矿区的招待所。房间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台灯。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报纸，印着一九九零年的新闻，标题是《林氏集团大举进军西北矿业，承诺五年内投资过亿》。报纸的边缘卷了起来，被无数次看过，又无数次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