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省城的出租屋里，他又说了一遍。
我看着他。他不再说了，低下头，用左手拿起筷子，夹了一个饺子，送进嘴里。咀嚼的时候，腮帮子一鼓一鼓的。
母亲看看我，又看看父亲，没说话。炜婷低头扒饭，假装没听见。
但我知道父亲的意思。
江城的路走完了，省城的路刚开始。灯还亮着，说明前方还有路，还有人，还有事等着我去做。
吃完饭，炜婷帮母亲收拾碗筷。父亲坐在椅子上打盹，头一点一点的。
我披上棉袄，推开阳台的门。
阳台上堆着几箱没拆封的货，蜂窝煤靠墙码着，绳子上晾着母亲的围裙。我站在栏杆前面，看着远处的灯火。
省城比江城大十倍，灯火也多了十倍。远处国贸大厦的霓虹灯还在亮，红绿交替，把夜空染成暧昧的颜色。更远处，长江大桥上的路灯排成一条直线，像是有人在天上画了一道。
我从贴身口袋里掏出父亲的笔记本。
牛皮纸封面，边角磨得更破了。翻开最后一页，上面是父亲1991年最后一条记录——“12月31日，搬家省城，房租八十。”
我在下面另起一行，用圆珠笔写下：
“1991年。7家店。8.4万。1992年目标：30家店，50万。”
写完之后，我把笔盖上，纸页上的墨迹还没干透，泛着光。30家店，50万。在省城，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郑东海会把我当成真正的对手，意味着阿黄的仓库要扩大三倍，意味着我要招至少二十个伙计，培养三个片区经理。
我把笔记本合上，放回贴身口袋。冷风吹在脸上，带着煤烟和雪的味道，但我脑子清醒。
身后传来脚步声，阳台门被推开。是炜婷。
“哥，外面冷。”
“我知道。”
她走到我身边，两只手搭在栏杆上。她十六岁，个子已经到我这儿了。远处有烟花升起来，炸开，把她的脸照成红色。
“哥，”她说，“1992年，你会更忙吧？”
“嗯。”
“那我以后帮你管账。”她说，“我数学好。”
我没说话，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她躲了一下，但没躲开。
烟花又升起来了，这次在近处，声音很响，像是一记闷雷。五颜六色的光在夜空里绽开，又慢慢消散，变成灰白色的烟，被风吹散。
郑东海在省城的某个地方，也许也在看这同一片烟花。他在谋划什么？收编不成，合作不成，接下来是什么？价格战？封杀供货？还是更狠的手段？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灯还亮着。
风从北边吹过来，冷，但清醒。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