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远的红包是按联营分成走的，具体数额我没在众人面前说，单独跟他谈的。他在江城的联营店经营得不错，虽然规模不大，但账目清楚，从不含糊。
最后一个红包是给苏晓棠的。
但她不在。她在江城的裁缝铺里赶一批工装的订单，说是腊月十五之前要交货。
我托赵强给她带回去的——不是红包，是一台蝴蝶牌电动缝纫机，上海产的，花了二百块。附了一张纸条：“谢谢你帮省城店做设计。这台机器比手摇的快三倍，明年会有更多店需要你。”
晚上，全家人在省城城郊的出租屋里吃年夜饭。
说是年夜饭，其实就是比平常多做了两个菜。母亲炖了一条鲤鱼，炒了一盘回锅肉，又拌了个白菜粉丝。炜婷从学校回来，带了半只板鸭，说是学校发的奖学金买的。
父亲坐在桌子旁边，右手放在桌面上。手指在抖，比夏天的时候抖得更厉害了。右手背上有一道旧伤疤，是1985年机床事故留下的。现在他退休了，机械厂效益不好，退休金拖了三个月没发，但名额总算保住了。
“爸，手怎么样？”我问。
“老样子。”他把右手收下去，放在大腿上，“天冷了，抖得厉害些。开春就好了。”
他没看我，盯着桌子上的鱼。鱼的眼睛是白的，瞪着天花板。
炜婷坐在我对面，十六岁，扎两条辫子，穿一件红色毛衣。她是重点高中的学生，这次期末考试年级前十。
“哥，”她给我夹了一块鱼肉，“我们学校有同学问起你。”
“问起我什么？”
“说你是做生意的，问卖不卖电子表。”她眨眨眼，“女生想要那种粉色的。”
“让你同学直接来店里。”我说，“粉色的有，给她们算成本价。”
炜婷笑了，露出两颗虎牙。
母亲从厨房端出一盘饺子，放在桌子中央。她今年五十，头发白了一半，但精神比前两年好了。她不再糊纸盒了——那个活一天挣不了几毛钱，还熬眼睛。现在她帮我们做后勤，腌菜、做饭、收拾库房，每个月我从账上给她开一百五十块工资。
“吃饭吧。”母亲说。
出租屋是两室一厅，月租八十块。客厅不大，摆一张饭桌和四把椅子就占了一半。墙上贴着一张1992年的挂历，是银行送的，上面印着一幅山水画。另一面墙上挂着父亲得的奖状——“江钢机械厂1983年度先进工作者”，红纸金字，边角褪色了。
我们四个人围着桌子坐下。窗外有人在放炮仗，噼里啪啦的，远处有孩子在喊：“过年啦！”
父亲端起酒杯，里面倒的是散装白酒，两块钱一斤。他左手端杯，右手还在腿边抖。他没看我，看着窗外。
“省城……”他说，“比江城大。”
“嗯。”我夹了一块回锅肉放进嘴里，辣椒炒得焦香。
父亲把酒杯放下，转头看我。他的眼睛很亮，五十多岁的人了，眼白有些发黄，但瞳仁还是黑的，像两颗没打磨的石头。
“灯还亮着。”他说。
我的手停在半空。
这句话。父亲在江城的家里说过同样的话。那时候我走投无路，父亲坐在黑暗里，看着窗外，说：“灯还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