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查过他的进货渠道？”
“温州。”陈婉清说，“我接触过那个叫阿黄的人。温州的丝袜出厂价，比我们想象的低。”
“低多少？”
“可能低三成。”
核桃停住了。郑东海的手悬在半空，像按了暂停键。
“真实利润可能是报告上的三倍。”陈婉清说。
郑东海把核桃放回桌上。木头桌面很厚，核桃落上去的声音很闷。
“他藏利润，”郑东海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陈婉清听，“藏利润说明他不信任我。不信任我，说明他想自己单干。”
陈婉清没接话。
“婉清，”郑东海忽然看向她，“你怎么看这个人？”
“聪明人。”她说，“比周明远聪明。”
“比你呢？”
陈婉清的睫毛动了一下。窗外是省城的街景，九十年代末的下午，阳光斜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不知道。”她说，“我还在看。”
郑东海笑了，那笑容没到眼角。“那就继续看。看清楚。”
审计组走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关上门，从柜台后面的暗格里取出一个铁盒子。
铁盒子是旧饼干盒，印着九十年代的明星头像，掉色掉得只剩半张脸。我掀开盖子，里面是一叠纸——另一套账本。
小马、赵强、李老头、顾明远，四个人围坐在桌前。我把账本摊开，纸页在灯下泛着黄。
“真账。”我说，“李老头记的。”
李老头凑过来看，老花镜滑到鼻尖上。他指着第一页：“这是九月的数据。账面上写的是净利四百八十块，实际——”
“一千四百六。”我把数字念出来，“电子表利润确实只有一块，但丝袜不是翻倍，是翻了两番还不止。温州的货，成本比账上写的低得多。”
赵强吹了声口哨：“那姓马的没看出来？”
“他看出来了。”我说，“电子表的利润太低，丝袜的利润又太高，这是故意留给他的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