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队是清晨走的。
准确说，是解冻元年第五十八日的清晨。安全屋的灯还亮着最后一盏，韩大叔的锅在灶上温着，锅里是昨夜没吃完的酸菜底子，咕嘟咕嘟，像舍不得这些人走。
陈默把最后一件行装塞进车斗，回头看了一眼后坡。那几点绿还在，怯生生的，针尖大，在化透的黑土里顶着。他蹲下去，用手指尖碰了碰离得最近的那一簇，土是软的、潮的，带着一股说不清的腥甜。
“长着呢。”他对自己说，也像对那点绿说。
十一人。点过名了：陈默，赵大牛，孟姐，万师傅，沈工，顾行舟，加上老周、孙师傅、小李、老吴、老魏——五个没在台面上念过名字、却把命交出来的伙计。老周是磨坊据点那个前登记员，孙师傅是北山的老矿工，小李是万师傅的学徒，老吴是安全屋隔壁村的小学老师，老魏是铁路员老头派来的徒弟，轨道车的技术他摸得最熟。
韩大叔从厨房出来，手里攥着个布包，塞给陈默：“路上嚼的，馍，我半夜蒸的。”陈默接过来，布包还热着。老人没多话，只拍了拍车斗：“到了南边，别光教人涮，也得让人尝尝咱冰原的酸。”陈默点头，把布包稳稳卡进行李缝里——和那坛酸菜并排。
周明守着中继台，眼镜压在鼻梁上，把出发的令一字一字敲进频段。他没出来送，说“我守着这个，比送你顶用”。陈默在车里看见中继台窗口那一星绿光，隔着车窗，像一只醒着的眼睛。
羊角辫小姑娘从人堆里挤出来，攥着颗东西，塞进陈默手心——是一颗奶糖，安全屋去年最后一点糖，她一直藏着。“陈哥，”她仰着脸，“给南边的小朋友。他们说没吃过甜的。”陈默把糖攥紧，没说话，只揉了揉她的头。
齐霜站在门廊最外，没往前凑。陈默路过时，她极轻地说了一句：“北队记着。你回来，账对得上。”陈默顿了顿，点头。
十一人上了车。两辆：一辆安全屋的拼装雪地车，万师傅调了半月；一辆齐霜临行前让北队送来的六轮卡车，底盘高，能涉浅水。车斗里装得满满当当——图，名单，顾工的证词抄本，沈工的芯片，韩大叔的酸菜和馍，孟姐的药箱，老崔备的双份炸药，还有一路要发的广播稿，用油布包了三层。
路平安站在院门口，没往前凑。他这回真留守了，自己揽下的。陈默走过去，像昨夜那样，抬手按了按他的后脑勺。
“白菜。”陈默说。
“看着呢。”路平安把胸脯一挺，“一根芽我都不让羊角辫碰。”
陈默笑了。他翻身上车，发动。引擎在清晨的冷空气里咳了两声，然后稳稳地转起来。赵大牛在副驾扯着嗓子喊：“走了走了！”后面那辆卡车按了一声喇叭，哑哑的，像咳嗽。
安全屋的门廊下，韩大叔、周明、齐霜，还有半个安全屋的人，站在那儿。没人挥手——这片土地上的人，不太会挥手。他们就那么站着，看着两辆车碾过院里的泥地，拐上旧国道，慢慢变小。
周明举起了中继台的话筒，对着频段说了一句：“南下队，出发。安全屋收到。”
陈默的接收器里传来那句“安全屋收到”，很轻，很稳。他没回头。但他知道，身后那盏灯，会一直亮到他们回来。
第一天不好走。
化冻期的旧国道，比想象中更难。雪壳化了表面一层，底下是烂泥，车辙一压，泥浆就涌上来，没过脚踝。两辆车像在粥里跋涉，时速不到十五公里。万师傅在前头探路，隔一会儿就跳下车，用一根铁钎戳戳路面，判断底下是不是空的——融水掏空了路基，看着结实的雪壳，一脚能踩穿。
“这路，”万师傅抹了把脸上的泥，对陈默摇头，“得慢。急了，车就喂给泥了。”
陈默点头。他让赵大牛把车速再压下来，自己扒着车窗看外头。国道两旁是化了一半的雪原，黑的土地一块块露出来，像大地褪下的旧皮。远处有鸟——真的是鸟，不知从哪儿飞回来的，黑色的，排成歪斜的一字，往南去。
“鸟都往南。”顾行舟在后面轻声说。老人裹着那件旧呢子大衣，肘部的补丁又磨毛了，“跟着气候走。它们比人懂。”
中午在一个废弃的道班房歇脚。房子塌了半边，但灶膛还能用。孟姐生了火，把带来的冻土豆烤了，一人分半个。沈工靠着墙坐，肋骨的夹板在衣下鼓出一块，他没喊疼，但陈默看见他握搪瓷缸的手有点抖。
“沈工，”陈默蹲下来，“要不你跟老魏换换，坐驾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