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了就回来……林默涵在心里默念。他不知道这个“长大”是多久。一年？五年？十年？还是……永远？
一种尖锐的疼痛猝不及防地刺穿胸腔，让他几乎蜷缩起来。他猛地将照片按在胸口，仿佛这样就能按住那几乎要溢出的酸楚和思念。不能想。不能在这个时候想。他深吸几口气，强迫自己将翻腾的情绪压回心底最深的角落，用理智的冰层重新封冻。
他将照片小心地放回铁盒，贴身藏好。然后拉开另一个抽屉，取出一本线装的《唐诗三百首》。书页已经很旧，纸张泛黄发脆。他翻到王昌龄的《出塞》那一页，手指在“秦时明月汉时关”的诗句上停留片刻，然后继续往后翻。在书的后半部分，夹着几张裁剪过的报纸，上面是近期台湾各大港口的船只进出记录、货物吞吐量，还有一些看似无关的社会新闻。他拿起红蓝铅笔，开始在报纸的空白处做标记，将零散的信息串联、比对、分析。
时间在笔尖与纸面的沙沙摩擦声中悄然流逝。远处码头的汽笛又响了几声，夜更深了。
直到窗外天色泛出鱼肚白，林默涵才放下笔，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桌上的烟灰缸里，已经按灭了四五个烟头。情报分析有了初步的脉络，但对江一苇那个异常的“句点”，他仍然没有头绪。或许，只有等明天见到苏曼卿，听听她的判断。
他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颈。走到窗边，将窗帘掀开一条极细的缝。晨曦微露，大稻埕的轮廓在灰蓝色的天光中渐渐清晰。街道上已经有了早起的行人，挑着担子的小贩，拉着板车的苦力，新的一天开始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不过是又一个寻常的黎明。但对林默涵，对无数隐没在暗处的人们来说，白天意味着更严酷的伪装，更紧张的周旋，以及随时可能降临的致命危险。
他轻轻拉上窗帘，将最后一丝天光隔绝在外。台灯的光晕重新成为这小小天地里唯一的光源。他走到墙角的脸盆架前，用冷水狠狠洗了把脸。冰冷的水刺激着皮肤，让他因熬夜而昏沉的头脑为之一清。
镜子里，那个眼神沉静、鬓角微霜的“陈文彬”又回来了。所有的疲惫、忧虑、思念，都被妥帖地收进这副皮囊之下，不见踪影。
他换上一件半旧的青色长衫，这是“陈文彬”白天在店里看账、接待顾客的装扮。下楼，打开店门，将“营业中”的木牌挂出去。清晨带着河水腥气的风吹进来，卷起柜台上一张废纸。
林默涵走过去，弯腰拾起，将它抚平，放在一堆等待清理的废纸里。动作自然而随意。
颜料行开始了一天的营生。偶尔有顾客上门，询问颜料价钱，或是定制特殊的颜色。林默涵脸上带着生意人惯有的、恰到好处的笑容，应对自如，谈吐间是标准的闽南腔国语，偶尔夹杂几句日语单词——那是“陈文彬”在菲律宾与日本商人打交道时学来的。
一切如常。
只有他自己知道，在这平静的表象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在等待，在观察，在计算。等待夜晚的会面，观察街上的动静，计算着下一次传递情报的机会与风险。
下午，邮差来过一次，送来几封无关紧要的商业信函和账单。没有异常。
傍晚，房东太太送来一碗她煮的绿豆汤，絮叨着天气热了要注意防暑。林默涵笑着道谢，目送她佝偻的背影离开。
天色再次暗下来。他提前半个时辰打烊，仔细锁好店门。上楼，换上那套深灰色西装，对镜整理仪容。七点三十分，他准时出门，步行前往不远处的“清茶馆”。
华灯初上，大稻埕的夜市开始热闹起来。叫卖声、食物的香气、人力车的铃铛声混杂在一起，织成一张充满烟火气的网。林默涵穿行其间，步履从容，目光平和，仿佛只是一个赴约谈生意的普通商人。
“清茶馆”的招牌在霓虹灯中亮着。他抬步迈上台阶。
雅间“听雨轩”在二楼最里侧，临街的窗户用竹帘半掩着，能听到楼下街市的喧哗，又保证了私密性。林默涵推门进去时，苏曼卿已经到了。
她今天穿了件深紫色暗纹旗袍，外罩同色短褂，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光滑的发髻，插着一支素银簪子。脸上薄施脂粉，眉目间是经历风霜后的沉静，眼角细密的纹路在灯光下若隐若现。看见林默涵进来，她微微颔首，手上泡茶的动作不停，滚烫的水冲入紫砂壶，茶香顷刻间弥漫开来。
“陈老板，请坐。”她的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
林默涵在她对面坐下，将公文包放在身侧。“李老板，久等了。”
“我也刚到。”苏曼卿将第一泡茶汤倒入茶海，手法娴熟优雅。“尝尝这水仙，是今年武夷山的新茶，托人好不容易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