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没有回答。他看着那个油纸包，看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他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林默涵给他的那包烟，还剩最后一支。他把烟叼在嘴上，划火柴。火柴头擦过磷面的声音很轻。火苗跳起来，照着他的脸。皱纹。盐霜。还有一双灰褐色的、没有波澜的眼睛。
他把烟点着，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慢慢涌出来，在仓库昏暗的灯光里散成淡蓝色的一层。
“林科长。码头上有个规矩。”他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经手的货，不问来路。不问去处。只管搬。”
他把烟灰弹在地上。
“你问这是什么。我不知道。”
林科长站起来。他把油纸包交给身后的便衣。便衣接过去，拆开油纸。一层。两层。三层。油纸在地上堆成一堆。最里面，发报机的金属零件露出来，在灯光下泛着冷光。
“老赵。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林科长的声音还是很和气。“那我告诉你。这是发报机零件。**用的。”
老赵看着那些零件。铜的，铁的，线圈，电容，焊点。他不认识这些东西。他这辈子只认识麻袋，麻绳，货箱，栈桥，还有糖。他叼着烟，没有说话。
“这东西，是谁送来的。”林科长问。
老赵把烟从嘴上取下来。烟灰积了一截，他没有弹。他把烟按灭在地上。烟头在水泥地面上碾了一下，火星散了，灭了。
“没有人送来。是我自己放的。”
“你自己放的。发报机零件。你一个码头工人，要发报机做什么。”
老赵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把地上的麻袋口重新扎紧。粗大的手指绕着麻绳，一圈，两圈，三圈。最后打一个水手结。越拉越紧。永远不会松。
“带走。”林科长说。
两个便衣走过来。老赵没有反抗。他把双手伸出去。手腕上还有糖粉，亮晶晶的。便衣给他戴上手铐。手铐是铁的，冰凉。铐子卡在腕骨上，勒出一道印。他被押出仓库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袋糖。麻袋口扎得紧紧的。水手结。越拉越紧。永远不松。
码头上的风大了。爱河的水声更响了。远处高雄港的灯火连成一片，黄的白的，倒映在水里。他在这片灯火里走了三十年。这一次，是背对着它们走的。
审讯室在地下。
军情局高雄站的审讯室，设在港务局大楼的地下层。地面以上是办公室，窗明几净，职员们穿着制服，处理着进出口报关单、船期表、货物清单。地面以下是另一个世界。没有窗户。墙壁是水泥的，刷过白灰，灰皮上留着历年审讯溅上去的痕迹。有些是褐色的，干透了的血。有些是深灰色的，烟头烫的。有些只是水渍，但形状像什么东西——一个人的手印，或者一张扭曲的脸。
灯永远亮着。不是日光灯。是白炽灯泡，吊在审讯桌上方，用铁皮灯罩罩着，光只照亮桌面那一小块。桌子以外的地方都是暗的。被审讯的人坐在光里，审讯者坐在暗处。这是一种设计。让你看不见审讯者的表情。让他能看清你的每一丝变化。
老赵被带进来的时候，灯泡晃了一下。他手上的手铐被取下来，换成了固定在审讯椅上的铁环。手腕，脚踝，腰。五道铁环。铐紧之后，他除了手指和头，哪里都动不了。
门关上了。地下室里只剩下灯泡的电流声和老赵自己的呼吸。
他等了很久。久到他以为他们把他忘了。然后门开了。走进来的人不是林科长。是一个老赵没见过的人。五十岁左右，头发花白，梳得很整齐，戴着金丝眼镜，穿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皮鞋擦得很亮，踩在水泥地面上，每一步都很稳。他手里拿着一份档案。薄薄的，三页纸。
他在审讯桌后面坐下来。把档案放在桌上，翻开。灯泡的光照亮了档案的第一页。他看了一会儿，抬起头。
“赵长河。五十三岁。山东人。民国二十年来台。在高雄港做码头工人，后来升工头。没有前科。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团体。邻里评价：老实，勤快，不爱说话。”
他把档案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