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随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于是~
“许老师！”
“我是华师中文系79级张李明。”
后排的蓝布衬衫男生突然站起来，声音里带着年轻人的锐气。
还是熟人啊~
作家群之一，名比前面几位小点。
“《火种》是‘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当年强调为政治服务。现在我们讲文学要回归人性，您再提这种革命叙事，会不会是在倒退？万一文艺又变成政策传声筒，还怎么谈赋能？”
这问题戳中了当时文坛的隐忧。
经历过文艺桎梏，人们对主题先行的创作充满警惕。
而眼下的学生也对这位20岁的老师充满警惕。
不无考校的意思。
教室里瞬间静下来。
大家期待这个声名鹊起的年轻人能给出什么答案。
徐中玉低头和徐震鄂浅聊：“现在的学生眼界还是浅了。”
徐震鄂摇头。
79年虽然学生质量有所上升，但依然还是“简单高考”模式。
许成军却没急着反驳，反而笑了：“你说得对，‘十七年文学’确实有不少概念化的作品，但《火种》是例外。
矛盾先生当年就评价它‘不是简单陈列苦难或描写斗争，而是通过典型人物反映时代本质矛盾’。
你看小说里的张老爹，他给年轻工人讲过去的苦，摸着断指说‘以前修铁路，断根手指不如断根草，现在新中国，咱们的命才是命’。
这是ZZ吗？
是，可它更是活生生的人性，是从骨头里长出来的信仰。”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今天我们反对‘传声筒’，不是反对文艺关心时代，是反对文艺脱离人性谈时代。
我们写改革、写反思：别先想要传达什么道理，先想改革里的人在经历什么，把人的委屈、纠结、勇气写透了，道理自然就长在故事里，这才是真的‘赋能’，不是灌输。”
他补充道：“当然，《火种》的局限也很明显，它的叙事里，集体成长压倒了个体困惑。
未来的文学，一定会给个体的迷茫留更多空间，比如后来可能会出现的作品，会更细致地写一个工人在改革中‘要不要放下铁饭碗’的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