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军能够坐大，一切责任都要来自后金，大明没有丝毫责任。
然而实际上，这却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给明朝贴金的观点。
这种观点说出来，就连卢象升自己都不信。
就拿卢象升给朱由检疏牍里的原话来说：
他认为，“大寇俱遁秦楚万山中，贼出没无端，若奋勤穷追，何地可歇？”
然后谈到粮草时，他又说：
“万兵入山，须万人肩运，即贼不出，而同归于尽也。”
“马不能进，人苦于登，日行三四十里.本色粮无从运，折色粮无所用。”
卢象升疏牍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剿贼战事前景的悲观看法。
什么军事问题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政治问题、粮草的问题。
在交通条件差的古代，以日行三四十里的速度在秦楚万山之中去找农民军，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卢象升确实是对付农民军的一把好手，但他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
消灭一个高迎祥，李自成，还会有千千万万个“王迎祥、张自成”站出来。
可以说，在崇祯五年到九年这段时间里，完全是农民军在独立面对整个大明王朝的围剿。
后金则是捡了大便宜，在这几年闷头发展。
皇太极在范文程等人的建议下，进一步优化了内部的权力结构。
还顺便收拾了蒙古和朝鲜，将周边的威胁一扫而空。
面对困局，卢象升终于想起了他的一位同僚——手握重兵、负责西北战事的五省总督洪承畴。
他上任五省总理时，洪承畴没说话；他上任七省总理时，洪承畴也没说话。
此刻，山穷水尽的卢象升提笔给洪承畴写了一封长信。
卢象升在信中大倒苦水：
“.闯献二逆自滁州溃败，本已势穷力蹙，弟不揣冒昧，驱师穷追不舍，于七顶山复重创之，高逆精锐殆尽，仅以残部逃遁。”
“弟星夜布置，欲锁贼于汉北，毕其功于一役；本赖将士用命，时机已在掌握。”
“孰料，天不遂人愿，人祸尤烈于贼湖广抚臣王梦尹、郧抚宋祖舜，竟视军令如无物，汉江千里，空无一兵.”
“高逆残寇得以从容偷渡，再入郧襄深山每思及此，五内俱焚，朝廷设官分职，竟至于此，夫复何言？！”
“.而后又有辽兵祖宽部骄横日甚，目无纲纪”
“再加河南突遭冰雹，禾稼尽毁洛阳福藩，仓廪充实，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