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半导体企业虽然发展迅猛，但在通用CPU设计方面，也远未达到主导地位。
“老板，三年时间，这要求……”马世民的声音充满了难以置信和压力。
即便有雄厚的资金支持，但技术积累、人才磨合、设计工具、制造工艺等等，哪一样不需要时间？
“难度很大是吗？”林浩然笑着问道。
“确实，老板您应该也知道，美国那边是有技术出口限制的，像您说的硅谷SVLT半导体公司在美国半导体公司中技术不算太突出，所以美国不会太过于限制。
但如果我们想大规模引进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备，或者获取某些核心的设计工具和工艺技术，美国方面很可能设置障碍。
尤其是，如果我们被视作一个独立且可能对美国企业构成威胁的新兴竞争者的话。”
马世民说出了最现实的困难。
八十年代初，虽然冷战氛围有所缓和，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向社会主义国家及部分被认为可能构成竞争的地区转让高端技术，依然保持着严格的管制。
香江虽然地位特殊，但毕竟主权未定，且林浩然的商业帝国带有鲜明的华资背景，这无疑会增加技术获取的难度。
林浩然对此早有预料，他之所以将研发中心布局全球化，也有分散风险、规避管制的考量。
他自信地说道：“马先生，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但办法总比困难多，首先，我们不一定非要追求最顶尖、最新一代的设备和技术。
我们完全可以从相对成熟的、管制不那么严格的环节入手，比如一些次一级的工艺线、不那么敏感的设计软件版本，或者通过第三方渠道获取。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合资、合作研发、技术授权等多种灵活方式，绕过直接购买的限制。
比如，加强与摩托罗拉、三菱等已经合作过的企业进行更深入的合作深度，甚至可以考虑邀请他们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参与我们在海外的研发中心。”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道：“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目光放得更广，美国固然是半导体技术的中心，但欧洲和日本同样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优秀的公司。
荷兰飞利浦、德国的蔡司、日本的尼康和佳能在光学精密仪器方面有独到之处，英国在半导体设计和软件方面也有不少小而美的公司。
我们可以通过投资、收购、设立联合实验室等方式，建立起多元化的技术来源网络。”
“另外，人才本身就是最核心的技术载体，如果我们能成功汇聚一批顶尖的华人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本身就掌握着先进的知识和经验。
再辅以我们在海外研发中心创造的良好环境，完全有可能实现技术的内部突破和再创新，这比单纯依赖外部引进，根基更牢。
充裕的资金，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只要有钱，我们便可以省去很多从零开始的漫长摸索时间，直接通过收购、投资、高薪聘请顶尖人才，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林浩然的话语中透着强大的自信。
“老板，您这么一说，好像三年内完成您定的这个目标，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天方夜谭了。”
马世民的声音虽然依旧带着压力，但已经少了那份难以置信的窒息感，多了几分跃跃欲试的思考。
“如果我们真的能不计成本地汇聚全球顶尖人才，尤其是能挖到一些能够独当一面的领军人物，再辅以精准的技术收购和全球化的研发布局，三年时间，或许真的能创造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