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侧，王安石如何听不出范镇话中深意？
「景仁兄所论，固是史家常谈，然在下读《唐书》，所见略异。」
众人目光皆聚向他。
烛火在王安石深陷的眼窝里投下跳动的影子。
「德宗之失，岂在变法？恰在变法不彻、半途而废。」
范镇拈须的手停住了。
「建中之政，初行两税，确见成效。然德宗何如人？猜忌无常，用贤不终，以至于杨炎方行新法，即遭卢杞构陷赐死。此后德宗朝令夕改，既行两税，又复征杂徭；既欲理财，又纵宦官掌宫市、五坊小儿横暴街衢。此非变法之过，乃人主无定见、朝堂无正气之祸。」
王安石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若论聚敛，德宗后期用裴延龄辈，虚报羡余，苛敛无度，岂是杨炎初意？景仁兄引陆贽之言，然陆宣公奏议中亦明言「法贵必行，不宜数改。改则人疑，疑则不信。』德宗之弊，正在数改其法，使民无所适从。」
蔡襄若有所思：「介甫是说法既立，当持之以恒？」
「正是。」王安石颔首，「譬如医者，见病患体虚畏苦，便减药量、改方剂，病安得愈？唐德宗若真信杨炎之法，持之以久，遇弊则调，遇难则解，何至中道崩殂？观其后宪宗朝，用两税之制而削藩镇、复河朔，乃有元和中兴一可见非两税法不善，在德宗不能用其法、不能择其人耳。」
「景仁兄以杨炎为戒，在下却以德宗为鉴，变法之难，不在法初行时之谤议，而在法既行后之动摇。今人读史，只见变法者身败名裂，便谓变法必亡，殊不知历代衰世，多因固守旧弊、惮于更张。东汉桓灵，何尝变法？唐之晚季，何尝变法？皆因循苟且，坐视疮痍日深，终至不可救药。」
陆北顾本来在众人里年纪就最轻，再加上还有两位他当年的考官在场，所以平常说话是比较谦逊的。他这时候才说道。
「识天下积弊之深，非小修小补可救；识旧法陈腐之甚，非破旧立新不可。至于德宗之流，既无识见以判大势，又无担当以抗浮议，朝三暮四，首鼠两端，此等君主，纵不变法，亦难逃祸乱。」「史家论政，多责变法者激进，少责守旧者迂腐。然则庆历年间，范文正公行新政，不过裁冗官、明黜陟、抑侥幸数事，便遭谤罢。若依此论，岂非天下事只宜因循，不宜有为？」
论史至此，其实五个人的观点就已经是泾渭分明了。
都已年逾五旬的范镇和蔡襄偏保守，而范镇是极端保守，蔡襄则是支持有限改良，算是极右和右；尚算年轻的王安石和陆北顾偏激进，而王安石是极端激进，陆北顾是稳健改革，算是极左和左。至于王珪，中间派，或者叫..骑墙派。
而在座的这五个人，也基本上算是包含了大宋庙堂里所有的政治光谱了。
实际上，在眼下这个新老交替的节点，那批平均年龄接近七十岁的秉国老臣们，已经在不断凋零。而如范镇、王珪等人这批庆历、康定、宝元年间中进士，如今五十来岁，正处于年富力强时期的大臣，即将登上权力舞的中心。
嗯，翰林学士，按照大宋制度属于「四入头」，所以谁下一步进两府都不奇怪..所谓「四入头」是庙堂惯例的俗称，指朝廷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开封知府、御史中丞这四个差遣中挑选两府相公。而四个差遣的优先级是从前到后的。
通常来讲，三司使的级别就是比开封知府、御史中丞要高半级，所以才会经常出现由开封知府、御史中丞晋三司使。
而翰林学士作为两制体系内的顶点，级别跟三司使相仿，但因为翰林学士通常并非只有一人担任，所以在晋升两府相公时，优先级要比只有一人担任的三司使低一丢丢的。
故此三司使和翰林学士，是最有可能晋升为两府相公的，而正常情况下，晋升为参知政事的概率远比晋升为枢密副使要低。
至于曾公亮从开封知府直接晋升为参知政事，看起来好像不合规矩，但他当时其实是翰林学士兼权知开封府，所以实际上是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入东府的。
「二位所论，不无道理。」范镇声音依旧平和，「然德宗之失，固在动摇；杨炎之策，岂尽周全？两税法以钱为额，未虑钱重货轻之变；量出制入，易开横征暴敛之门.....此非行法不彻，乃立法之初，已伏隐患。」
范镇也不愿意伤了和气，只是就史论史。
眼见再说下去又要议论到本朝，王珪赶紧转移话题道：「说起来，今年的士子文章，比嘉祐二年那届，似乎差了些意思。」
陆北顾的思绪也难免有些飘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