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一片哗然，法兰西代表差点跳起来。
教授抬起一只手，掌心向下，压了压，动作很轻，但很管用，大厅又安静了。
我们在恐惧，」教授说，他的目光扫过全场，我感觉他的视线在CHINA那个席位上停留了一瞬，又或许只是我的错觉，不是恐惧那几根圆柱体，而是恐惧人类本身的脆弱。」
如果半年前，我告诉你们月球上有东西，你们会做什么？」他问道，你们会把用于教育和医疗的钱全部拿去造飞弹，你们会因为恐慌而导致股市崩盘，社会动荡，你们会像现在这样，互相指责，把精力浪费在内耗上。」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方案，告诉你们，等于告诉你们去死吧。」
他的声音很冷，像这个冬天，或许不是温度，是情绪，他在说话的时候没有情绪上的起伏。
但现在不同，现在我们有了方案，有了技术路径，有了防御的雏形。
我们在这个冬天向你们伸手要钱，不是为了填满阿美莉卡的国库，不是为了詹森前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我们是为了给地球这艘正在面临危机的船提前购买补丁。」
我看著他。
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奇异的特质。
他把那种被盟友视为背叛的隐瞒，硬生生地扭转成了家长的苦心。
等我回到公寓后仔细想想，很多时候重要的不是说了什么，而是这话是谁说的。
这就是强权，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或者在天才的大脑里。
欧洲的朋友们觉得被冒犯了，」教授转向欧洲代表席，语气稍微柔和了一些，但依然硬邦邦的，尊严很昂贵，但在生存面前，尊严是廉价的。
如果月球上那些东西动起来，它们不会查验护照，也不会在乎你们是不是刚刚因为丑闻而感到羞耻。
我们需要200亿。
我们也需要那个被你们骂作疯子的苏俄人在一些事情上合作，保持地球上的稳定。
我们甚至需要那个坐在角落里、在这个讲坛上也许时日无多的代表们的支持」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他在指谁。
刘锴大使的身体微微震动了一下。
在这一刻，在这个全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宏大叙事里，我们那个风雨飘摇的小朝廷，那个在国际社会上日益边缘化的岛屿，似乎被某种宿命感击中了。
1970年快结束了，」教授说，旧的时代结束了，无论你们是否愿意，从看见那张照片开始，我们就已经不是分为东西方阵营的人类，而是同一个物种。
我们要么一起活，要么分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