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温说：“如果他讲出好东西呢？”
尾上兼英已经是反“余”急先锋：“你还不知道，他为何能这么受到欢迎？这不光是文学的原因。”
事实上，余切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
他受到的追捧是不正常的，是日本发达的传媒造就的产物。在这之前，没有一个懂得日语，形象不错，又产生了影响的异国年轻人，他现在恰好占据了这个生态位。
余切和二十年后，一个叫“加藤嘉一”的日本年轻人来中国的遭遇，几乎是一比一的镜像了。
无论是李小林还是陈希儒，都以为余切受到日本人喜欢，是因为他的仗义执言和文学，其实他的外貌和身份比他的文学更受欢迎。
而媒体在其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巴老明白了这一点，于是立刻给他联系出版商：用作品，把这些虚名转为真正的名气。
中哲会有专门给国外学者交流用的阶梯教室，余切就站在里面，数百个日本人围着他，余切的背后是黑板，讲得好会有掌声，讲的不好会被立刻挑剔。
他有种回到了上一辈子论文答辩的感觉。
但余切其实上一辈子也是个卷王。
“你们要问我什么？”
“核时代文学！”
“这不够！”尾上兼英听说了余切对“民族性”的观点，他立刻提问：“我想知道鲁迅，核时代文学，还有你说的民族性有什么关系，你不要故弄玄虚！”
中国人到底能对“核时代文学”发表什么看法？
余切掏出了那一株银杏叶：“我们先从这个叶子来谈起，我们是否承认，在设计这一些校徽的时候，本质反映了本国精英们，不同的审美偏好？”
他们暂且同意了。
“那么，为什么东京大学是一片银杏叶，而鲁迅所设计的校徽，却是两个篆体字？有多少人看过燕大的校徽？”
学生和教师们，举起手，但举手的人并不多。
余切回过头，在黑板上画燕大的校徽，他格外的庄重和肃穆，但丝毫不紧张，使得在场人忽然感到有一些没听过的说法，要被他讲出来。
《朝日新闻》的松永此刻心潮澎湃！
他毕业于东京大学，作为校友来参加余切的文学分享。他是这场日本“余旋风”的缔造者之一，六年前，他派往中国，参观了沪市的微电子厂，然后发现了这个地方的工人们“十个有九个人在生产线旁边玩”，消极怠工到了极度夸张的程度。
松永因此冷静的在自己回国的报道中判断道：“中国一定会改开，他们已经到了不改开不行的地步！”
作为东大的精英，他原以为余切这个作家，是他所创造出来的传媒“旋风”，而现在忽然期待起来：他大概是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