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块砖”，一块砖垫住膝头跪下，一块砖捧在两手中高高举起，一块砖顶在头上。
在这种境遇中，另有一种人，借机敛钱，作活通行证，那便是白俄。
凡是无“通行证”而必须出门的人，都要请一名白俄领路，沿路向日军哨兵敬礼，便可通行，这种领路的代价，每次法币八元，而且包接包送。
有几个住在法租界内的人，便是用这种方法，由法租界至特三区，又由特三区回法租界。这是日军有组织的敛钱方法，白俄所得的领路费，只能收用一小部分，大部分要献给日军。
除了“通行证”外，又有“良民证”。
日军对武汉的管理十分严格。只有在武汉的常驻人口才有可能被颁发一本所谓的“良民证”，如果是从外地逃难来汉的人根本无法取得该证。
持有这个“良民证”的居民，每天要将证件放在自己的身上以备抽查。
当时在武汉很多要道都设置检查的关卡，没有“良民证”的人随时有可能被抓。日军将所有的居民每10户绑定在一起，彼此保证不违抗日军的管理，不参与地下反抗组织等活动。
只要10户中有任何一户的家人出现上述行为，其他9户都有可能遭受牵连，甚至被杀害。
至于孟绍原那个时代，电影电视里在武汉来去自如的中国特工，大杀日寇汉奸的场面，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秘密的抵抗组织有，但他们充其量只能在日军驻地附近进行一些小的破坏活动。
而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将武汉城内的情报秘密的传递出去。
军统曾经想在武汉进行一次暴动，结果还在筹备，就是因为“良民证”和“连坐法”，让这次行动彻底暴露，军统四人被击毙，十四人被俘。
“良民证”是日本人的一大“发明”，这本小小的证件，在抗战前中期帮了日本人的大忙。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和“派出所”是日本人带来的一样，“良民证”这也算是中国现代户籍制度的雏形吧。
负责管理武汉的，一共分成三个部门。
一个是驻扎在汉口利冰厂大楼的“宪兵汉口队本部”。队长美座时成大佐。
一个是安清帮头子计国祯出任会长的“武汉治安维持会”。
维持会各机关由日军派出的“嘱托”控制，“总嘱托”为日本人浅见敏彦。
第三个，则是正在筹备成立中的武汉特别市政府。
这个伪政权日本指定的市长叫张仁蠡。
张仁蠡也许没几个人认识，可是说起他的父亲，那就大名鼎鼎了：
清末名臣张之洞！
张仁蠡是张之洞的第十三个儿子！
而负责武汉情报工作的，则是与宪兵队密切合作的日本驻武汉特务机关机关长芳贺则江大佐。
所有的机关，都统一受日本华中派遣军最高司令官领导。
武汉沦陷后，珞珈山成为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司令部，为了慰藉日军的思乡之情，从日本引种来樱花在武汉大学老斋舍前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