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7日，委员长在庐山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卢沟桥事变已经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
“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全国都被动员起来。
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
日寇的进攻遭受到了最顽强的抵抗。
而在通县，异样的情绪正在冀东保安队中若隐若现。
这些保安队，都被国人看成是汉奸的队伍，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被看成是汉奸。
老实说，这种滋味并不好受。
尤其是在全国抗战的情况下。
保安队人在通县，但是他们的家人，可不和他们都在一起。
当他们在为日本人卖命的同时，也许此时此刻他们的家人正在遭受白眼和谩骂。
这样的心情，也许身为总队长的张庆余几个人最能够了解了。
汉奸不好当啊。
几个总队里都安排有日本顾问，这些顾问，横行霸道，从来不把保安队的当人看，高兴起来骂，不高兴了就打。
还没地方说理去。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告状告到殷汝耕那，这位“主席”，那是宁可劝说自己的手下多忍耐忍耐，也是绝对不会得罪日本人的。
卢沟桥那里，29军和日本人决死抗战，全国人民都在支援他们，可是自己这里呢？
全国人民都在唾骂自己。
一个多小时前，渡边少佐让张庆余、张砚田、沈维干立刻到第一总队队部开会，可等到他们心急火燎的到来，渡边少佐却一直到现在都没出现。
“一总队，日本人呢？”
由于两个人都姓张，所以在私底下，张庆余被叫成了“一总队”，张砚田则被称呼为“二总队”。
“我哪知道。”张庆余没好气地说道：“渡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结果人到现在都不见，难道让我去找日本人问他到哪里了？”
“哎，这些日本人那。”沈维干坐了下来，给自己点了一根烟：“昨天，宪兵队的何田，一只狼狗不见了，气势汹汹的跑到我那，让我负责。嘿，我就觉得奇怪了，你宪兵队丢了一只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结果你猜何田怎么说？
他说我们教导队的，有两个从宪兵队那里路过，结果没多少时候狗就丢了，一定是我的人偷的，这不是胡扯吗？我和他抗辩了几句，结果他把我劈头盖脸的骂了半小时，临了限我一天内找到。”
“你找到没有？”
“我找个屁，最后只能赔了他一笔钱了事。这帮王八蛋，就是存心来敲诈勒索的。”
“你还好。”张庆余苦笑一声：“前天，那个狗特务细木繁，公然跑到我一中队抓走了我的一个小队长，说他有通敌嫌疑。就在我的面前抓人啊，这不是在当着我兄弟们的面，打耳光子扇我的巴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