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开出西门的时候，卫兵打了个哈欠。
四点五十八分。
太阳还没出来。
天边泛着鱼肚白。
七支试管，安安静静地躺在保温箱里，随着货车颠出了德特里克堡。
二十二年后，有人把这段行动写进了内部教材，标题叫《如何取回自己的东西》。
当然，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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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出来了，怎么用，才是真正的活。
林建的意见很明确：不撒到野外，不撒到水源，不碰学校、医院、居民区。
“病毒不长眼。”他说，“我们是去讨债，不是去放火烧荒。”
陈远志补充了一句：“对。万一传回咱们这边，那才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选点，选了三个。
三个地点都是人多、流通快、通风系统集中、便于“定点释放”的地方。
华盛顿的地铁。中心枢纽站的通风管道。
纽约的时代广场。路边的排风井。
洛杉矶的国际机场。航站楼的中央空调回风口。
选这三个点的逻辑，孙铁嘴在行动总结里写了一句：“来的人从哪儿来的都有，走的时候往哪儿去的都有。”
翻译过来就是：星条国自己的疾控中心想溯源，得先把整个北美的人口流动图画一遍。等他们画完，黄花菜都凉了。
释放的方式，说穿了就一个字：抹。
把毒抹在滤网上，抹在风口的百叶上，抹在回风管的铁皮上。量不大，但位置准。
三天。
三个城市。
六个执行者，一人管一站，互相不打照面。
华盛顿那个动手前还给家里发了封明信片。邮戳是西海岸的。
明信片正面印着自由女神像，背面写了一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