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那边，没人告诉她网上发生过什么。女儿也从没告诉过她。在母亲的认知里，闺女在大城市”当主持人”，出息，孝顺，每个月寄钱，视频里永远笑眯眯。
老太太下火车的时候，背着一个化肥袋改的行李袋。
袋子里装的不是自己的换洗衣裳。是两只风干的老家土鸡，一袋红薯干，还有二十几双手纳的鞋垫。
“闺女说她单位人好。”老太太跟接站的民警解释，不好意思地笑，“我寻思，来一趟，给她同事们捎点东西。城里买不着这个。”
民警们接过那个化肥袋，谁都没敢说话。
袋子不重。
压手。
做家属工作的时候，她只提了一个要求：想看看闺女”上班的地方”。
民警带她去了1907。直播间还保持着原样，粉色的墙，环形灯。
老太太在那把主播椅前站了很久，伸手摸了摸椅背，问：“我闺女，平时就坐这儿，跟人说话？”
“是。很多人看她。”
“多少人？”
陪同的女民警想了想，说：“最多的时候，十一万。”
“十一万……”老太太掰着手指头，比划不过来这个数，最后自己找了个参照，“那比咱们全县城的人都多。”
“这么多人陪着她，”她喃喃地说，“那她在这头，应该不孤单吧。”
没有人回答。
女民警后来在工作日志里写：那一刻我职业生涯第一次，庆幸家属不会上网。
案子移送起诉那天，温则鸣把案卷最后一册装订好。封皮内页，他按惯例夹了一页手写的检验要点摘录，方便公诉人快速抓住技术核心。
写到窗台那一段，他停了很久，最后在页边补了一行小字：
“外沿抓痕长十一厘米。建议庭审出示原始照片。”
十一厘米。
法庭应该看见它。那上面有一个人求生的全部力气。
韩东升是傍晚来的，端着两杯豆浆，往温则鸣桌上放了一杯，自己拉了把椅子坐下，半天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