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组长习惯天还没亮就到办公室。
76号的铁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门轴发出沉闷的锈响。
门房里值班的警卫裹着大衣打盹，下巴埋在竖起来的领口里，连他走过去都没醒。
走廊里的灯管终于修好了，光线不再明暗不定。
空气里有一股隔夜的烟味和拖地水沤出来的潮气，混在一起，附着在喉咙里久久散不掉。
他从口袋里摸出钥匙，插进锁孔里转了两圈，锁齿“咔哒”一声弹开。
文化监视组的办公室不大，两张木桌拼在一起，靠墙的铁皮柜里摞满了剪报合订本和旧卷宗，柜门关不严，最上面一层总是斜斜地翘着。
窗户对着后院，采光不好，白天也得开灯。
窗台上搁了一只搪瓷烟灰缸，烟灰缸里的烟蒂已经堆成了小山，都是前一天晚上老吴值夜时抽的。
廖组长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清晨的凉气从缝隙里钻进来，带着后院那棵歪脖子槐树的叶子味，涩涩的，混着一丝远处苏州河飘来的水腥气。
他在椅子上坐下，拧开钢笔，开始写本周的工作周报。
这是情报处处长唐克暗定的规矩，每个组长周五下班前必须交本周的监视小结，汇总所有在查案件的最新进展。
廖组长的周报通常很短，有时只有半页纸。
过去两个月他每周上交的都是同一句话：简言案继续监视，暂无突破性进展。
然后处长会在周报上批一个“阅”字退回来，从不追问。
廖组长有时觉得处长对简言案的态度，和藤原纪言差不多，都是拖着，你不说他不问。
今天他没有急着写周报，他先把上周老吴交上来的材料重新看了一遍。
七月的监视报告一共三份。闸南学校操场一场，工人夜校一场，法租界小学礼堂一场，简言都没有露面。
老吴在第三份报告的末尾加了一句备注：沈静松在谢幕时感谢了简言，观众席未发现可疑成年男性。
三份报告加起来，信息量不如首演那一晚多。
八点刚过，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
老吴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刚从小灶打回来的豆浆，热气把他的眼镜片熏得一片白雾。
他把豆浆放在桌上，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
“今天的豆浆放了糖。”老吴坐下来，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你要的东西我拿回来了，《申报》副刊的投稿登记表，过去两个月的都在这里。”
廖组长接过信封，把里面的登记表抽出来。
表格很薄，只有三四页，每页列了十几行，每行包括投稿日期、作者署名、文章标题、编辑签收、是否刊发。他的目光从表格顶端一行一行往下扫。
简言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者，三月到六月，他只在《申报》副刊上至登了三篇文章：《家乡的稻田》、《公园里的孩子》、《幽梦忽还乡》，还有一篇《盼归燕》发在震旦大学的校刊上。
登记表上的字迹很潦草，编辑签收那一栏只填了日期，没有填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