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伙里有死规矩，平日里互不联系，唯有遇到火烧眉毛的紧急情况，才能通话。
杨树斌沉声问吴红叶，出了什么状况。
二哥在电话那头，语气凝重地说：“我刚看新闻联播，上头讲了，从明年一月一号起，不管是申领还是补办身份证，都必须采集指纹了。咱们手里的身份证，可得保管好了。万一丢了去补，就得录指纹。留下指纹，就等于留下了脑袋。”
杨树斌听完，脑袋“嗡”地一声炸开了。
他猛地想到，吉林那桩案子走得太过匆忙，现场根本来不及收拾干净，极有可能留下了指纹。
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他，总觉得要出大事。
他当即在电话里，给张玉良和吴红叶下了两道严令：第一，把你们的身份证都给我藏好了，就算丢了，也绝不许去补办；第二，全都给我把尾巴紧紧夹起来，不许跟任何人发生半点冲突。
只有做到这两条，或许才能躲过这回的清网行动。
杨树斌盘算得虽周全，可这一次，他是在劫难逃了。
2011年10月26日，哈尔滨警方正式成立抓捕组，赶赴包头拿人。
到了包头，在当地警方的全力配合下，专案组很快便摸清了杨树斌及两名同伙的落脚点。
但行动组并未立刻收网，而是撒下人马，日夜蹲守，要把每个人的活动轨迹、生活规律都摸得一清二楚，再同时动手，将其一网打尽。
蹲守了数日，侦查员们心中不禁暗自称奇，这杨树斌哪里像个被通缉的杀人恶魔，分明是一副成功商界大佬的派头。
名下又是台球厅，又是游戏厅，外加一家足疗店，无论走到哪，人缘都极好。
当地人对他的评价出奇地一致：有钱，却没架子，为人特别随和。
一日，杨树斌在一家饭店与几个当地朋友小聚。
哈尔滨市局巡特警支队七大队的副大队长杨卫国，带着两名特警，身着便衣，就坐在隔壁的桌子。
多年的逃亡生涯，让杨树斌养成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习惯，他会下意识地观察周遭的每一个人、每一辆车，时刻提防着便衣警察。
此刻，他自然也注意到了警方这三人。
他侧耳细听，隐约听见其中一人说了句：“货一到手，回去就可以向任老板交代了。”
杨树斌一听这话，心里竟瞬间松快了些，只当是些倒腾煤、倒腾钢材的生意人，跑到这儿进货来了。
殊不知，说话的正是杨卫国，那话里的真正意思是：只要抓到杨树斌，便能回去向任局长交差了。
次日，杨卫国与一名叫周家林的特警，溜溜达达地来到张玉良的商店。
小店外头挂着手机充值的牌子，两人便借这个由头，进去打探情况。
杨队递过话去：“给我充一百块钱话费。”
店里只有一个女人，正是张玉良的相好李红。她满脸歉意地回道：“实在不好意思，充值的机器坏了，今天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