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到二〇〇〇年五月十六日，共盗窃昌河、长安面包车以及吉普车共十辆，偷的全是这三种车型。
言语间还颇有几分大包大揽的意味，实则他是想借此凸显自己的领导能力。
七月二十一日被批捕后，杨天勇被送往昆明市第一看守所。
与杨天勇截然不同，肖林则自始至终都在推卸责任，百般抵赖。
譬如，滕典东是他发展进来的，还留下了家人信息，按他的说法，这些东西全都是自愿的，没人强迫，也无人威胁。
他还一再表示，自己曾多次劝过杨天勇，让他弃恶从善，试图为自己争取立功表现的机会。
其实，他在这个团伙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杨天勇，也是心机最深、最为贪财的一个。
表面上称兄道弟，暗地里勾心斗角。杨天勇更多地是享受杀人的乐趣，而肖林则以搞钱为第一要务。
他到手的钱财最多，还私下侵吞了不少，底下那些小卒，实际上并未分得多少。
肖林与杨天勇是同一天被批捕的，他被关押在昆明市第二看守所。
作为本案的三号人物，杨明才虽自知罪无可赦，但在审讯时，仍反复追问自己还有救没救。
警察见他这副浑浑噩噩的模样，便拿他打趣：“有救没救，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可以自己争取嘛。”
这厮一听，仿佛真看到了一线生机，便开始为自己寻找各种脱罪的理由。
诸如“某某不是我想杀他，是因为我掐他的时候他咬了我，我这是正当防卫”，跟着便是一通胡言乱语。
由此也能看出，这位大侄子的脑容量着实有限，怕是连松子儿大都赶不上。
他后来被关进了昆明市五华区看守所。
其余几人，倒没有太多可说的，都是七月二十一日同一天被批捕，随后送往不同地点分别关押。
滕典东在昆明市盘龙区第一看守所，左曙光在盘龙区第二看守所，肖力与柴国利这“二利”，则被关在官渡区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杨天勇天天琢磨着如何越狱。
放风时，他便四处打量，哪里的电网低矮，哪扇门通向何处，管教和武警都在什么位置，一个劲儿地研究。
然而，凭他那点脑筋与身手，根本没有任何逃跑的可能。
于是，这厮便换了套路：跟号子里的人打架，辱骂狱警，拼命地作闹。
最终，被关进了单人小号。
这一下，老杨恼羞成怒，竟放出豪言：“你们办事效率这么低吗？我就给你们三个月时间，要是还没结案，我就自行了断！”
狱方一听，这还了得，你绝不能死在我们这里。连忙将他转入一间特殊的监舍，那监舍四壁全是软墙，就连吃饭，都有专人死死盯着。
杨天勇一看，撞墙之路已被堵死，便又想出个奇招：他打算寻一个高处玩倒立，双手一松，脑袋不就能扎进墙里去了么？
结果这举动被发现后，看守所特意安排了人，对他进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贴身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