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哥们赶紧说：“大哥，那您说多少？”
“一千！”
“行，行。”
那哥们掏了一千块钱，算是了事走人。
回到屋里，看场子的人跟高承勇说：“哥们，那是个穷鬼，就二百，你凑合拿着吧。”
高承勇一听：我就这么不值钱？挨了一刀才赔二百？
看场子的人倒也仗义，又“刷”地从兜里掏出一张一百，往高承勇手里一拍：“这一百是我代表舞厅给你的。”
高承勇有些感动，觉得太讲究了。
他拿着三百块钱找了个小诊所处理了伤口，回家后还被老婆一顿臭骂。
2002年，公安部画像专家张欣来到白银，目的是根据三名目击者的回忆，用画笔勾勒出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
三名目击者就是2001年春节时，高承勇站在人家窗户底下吓唬人，被那两口子和赶来的一名警察看到脸的那次——这也是所有案件里仅有的三个见过高承勇真容的人。
但此时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一年，记忆难免出现偏差。记忆这个东西不可能增加，只会减退，然后逐渐消失。
开始画像之前，张欣让白银警方提供了几年前案子的资料。
好家伙，资料居然装了三麻袋，但看完之后并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
随后，他与三名目击者分别交谈。女失主的记忆最为深刻，她丈夫其次。
张欣分析道：案犯进屋是第一次照面，在窗户现身是第二次照面，丈夫回来后案犯再次出现在窗户前是第三次照面——这三次刺激对女主人来说应该是刻骨铭心的。
而案犯与警察擦身而过，属于被动记忆，因此较为模糊，可信度也最低。
画像真正的难点不在于记忆的深浅，而在于目击者头脑中往往会掺杂一些主观想象。
比如行云说“这个人很凶，笑起来神经质，是一种奸笑”——这样的话带有主观色彩，按照这种概念画像会走入歧途。
所以张欣并没有急于动笔，而是不断沟通，通过聊天排除干扰，获得真正想要的信息。
最后才开始按照他们描述的身高、体态、脸型进行刻画。
因为不同的脸型、胖瘦与五官是有关联的——胖人长不出瘦鼻子，瘦人也长不出胖鼻子，窄的眉骨也不可能长出大眼睛。
用了三天时间，张欣分别画了三幅嫌疑人的模拟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