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从孟德尔自己提供的数据来看，豌豆的某些性状并非始终呈现清晰的三比一分离，而是在不同杂交组合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中间过渡。
他将自己几年前亲自做过的豌豆杂交实验记录附在信后，用自己的数据论证在株高和种皮颜色上的确观察到了三比一的分离，但在豆粒大小、茎秆粗细等性状上呈现的却是连续渐变的分布曲线，而非清晰的离散类别。
他写道：“如果孟德尔的离散遗传因子模型是正确的，那么我应该看到所有性状都像高茎和矮茎那样分明。但我看到的是更像人的身高那样的连续分布——高个子的父母倾向于生高个子的孩子，但孩子的身高会在父母身高的平均值附近波动。这种向均值回归的现象，我已经收集了大量人类身高家系数据来验证，而这些数据很难用离散的遗传因子来解释。所以，遗传机制恐怕没有孟德尔认为的那么简单。”
这封信让乔治陷入了沉思。
高尔顿的学术声望和定量研究能力在整个英国科学界都是顶尖水平，他对孟德尔的质疑不是出于理论偏见，而是基于他自己同样扎实的实验数据。
如果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同样是豌豆，有些性状呈现离散分离，有些性状呈现连续渐变——那么孟德尔的模型就始终存在一个无法覆盖的逻辑盲区。
高尔顿的信在乔治·达尔文的书桌上搁了将近十天。
他反复翻看那些豌豆杂交数据和人类身高家系表格，试图找到一个能让双方数据兼容的数学框架。
然后他带着这封信去了伦敦，在UCL附近一家私人图书馆里跟伊迪斯讨论这件事。
伊迪斯把信读完，沉默了一会儿。
高尔顿的质疑在她看来不是刁难，而是一个严谨的统计学家在面对两个看似矛盾的数据集时最正常的反应——他需要有人帮他把这两套数据之间的逻辑桥梁搭起来。
她放下信纸，对乔治说：“如果高矮不是由一对因子决定的，而是由好几对因子同时决定的呢？一对因子产生三比一的离散分离，两对因子独立分配产生更复杂的表型分离比。但如果同一个性状由几十对因子同时控制，每一对都独立地遵循分离规律，叠加在一起之后，表型就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两个类别，而是从最低到最高之间一系列连续的梯度。我们看到的连续渐变不是因子融合了，而是统计叠加的结果。高尔顿的身高数据并没有反驳孟德尔，他只是看到了多基因叠加的表层现象。”
“还有一个证据，这个证据不需要豌豆，也不需要身高数据，而是你和你的家族亲眼见证过的。”她看着乔治的眼睛，“你的父亲一直怀疑自己的近亲婚姻伤害了子女。你的大姐安妮夭折的时候，他还不到四十岁，但从那之后他花了数十年时间做植物自交和杂交的对照实验——他发现自交后代矮小、多病、结实率暴跌，而远缘杂交的后代更强壮。他自己记录了大量实验数据，试图证明近亲婚姻的危害，但他始终无法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遗传机制。”
乔治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但握着笔的手指微微收紧。
“你父亲观察到的现象——近亲繁殖导致后代体弱、多病、缺陷集中显现——在融合遗传的框架下是无法解释的。如果父母的性状像颜料一样混合，为什么血缘越近反而越容易出现缺陷？逻辑上应该是融合得更均匀才对。但用孟德尔的遗传因子模型解释，这个现象完全说得通。近亲共享大量同源基因，双方携带同一种隐性致病基因的概率远高于非亲属之间的随机婚配。当两个携带者生育时，后代有四分之一的概率同时继承两份致病基因，成为纯合患病个体。这就是为什么近亲婚姻的后代容易出现遗传缺陷。那些致病基因不是被‘融合’出来的，而是本来就在家族谱系里潜伏着，只是隐性基因在杂合状态下不表达，而近亲婚姻让它们有了纯合的机会。”
她停了一下，“我研究过高尔顿的著作，他自己也在研究家族缺陷的传递规律。他发现血缘越近的家族，某些遗传缺陷越容易集中显现——体弱、精神缺陷、夭折。这些现象你父亲观察过，高尔顿统计过，但他们都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机制。孟德尔的隐性遗传因子理论提供了一个逻辑自洽的模型，既能解释你父亲的自交实验数据，也能解释高尔顿的家族缺陷统计，还能跟你父亲多年以来对近亲婚姻危害的直觉判断完全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