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胡克是查尔斯·达尔文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也是邱园皇家植物园的园长。
他在读完乔治寄来的英文译本后，立刻在邱园的温室里划出了一块专门的实验区，安排几位年轻的研究员开始系统地重复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
他在给乔治的回信中写道：“如果这个布尔诺修士的数据经得起重复验证，那么遗传学将不再只是自然史的附庸，而是一门独立的、基于数学的精密科学。”
托马斯·赫胥黎——“达尔文的斗牛犬”，进化论最激烈的捍卫者——对这篇论文的反应则更为复杂。
他年轻时曾在海军担任助理外科医生，但他在古生物学和比较解剖学方面的造诣极为深厚，他在化石记录中发现的大量中间过渡形态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有力证据。
可惜他长期以来在遗传机制问题上一直持审慎态度，认为达尔文的泛生论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假说，不足以服众。
当他读到乔治寄来的英文译本时，他正在伦敦皇家学会准备一场关于古生物学新发现的演讲。
他在回信中告诉乔治，自己虽然更习惯用岩石层而不是豌豆来研究生命史，但孟德尔的数学逻辑他读懂了，他尤其赞赏那种用定量方法验证生物学假说的精神。
他说如果能年轻二十岁，他会考虑在自己学院的温室里亲自验证这些发现。
不过他同时提醒乔治，在获得足够多的独立重复实验数据之前，不宜过早宣称泛生论和拉马克学说已被推翻，科学界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来自修道院的炸弹。
在乔治·达尔文那篇简报引发的学术风暴中，有一个人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与其他进化论支持者截然不同。
这个人就是弗朗西斯·高尔顿——达尔文的表弟，优生学与人种学的先驱，同时也是个少有的定量研究者之一。
高尔顿在信中写道，他仔细研究了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论文。
因为他也擅长数学，所以很容易看懂了孟德尔的学说。
他觉得这是一篇极其优秀的论文，而泛生论的失败恰恰在于它无法用数学公式表达。
但他认为这位修士很可能过度简化了遗传现象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