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设定在1874年的伦敦文坛是前所未有的。
读者们在茶余饭后争论不休：亨利·阿什顿到底是不是真的失忆？
还有一开始“两个世纪以后”这个笔名在编者按中被公开提及后，舆论场瞬间炸裂。
最初不少人抱着怀疑态度——“一个女性能写出这种阴暗、深挖人性扭曲的悬疑小说？”
但这种质疑很快就被小说的质量碾碎了。
反驳被读者自发地无视了。
因为《一个侦探》太太反常规了，反常规到任何关于作者性别的讨论在故事本身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你可以在下午茶上争论女性是否适合写悬疑小说，但当你翻开下一期连载，看到亨利·阿什顿蹲在那间地下室里，撬棍上的血迹和日记本里的警告同时在昏暗的灯光下浮现——你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下一页呢？
很快，没有人再争论性别问题了。
他们只争论小说里的某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种对叙事本身的痴迷，成了这部小说最好的护城河——保守派评论家可以攻击作者的性别，但他们无法攻击一个已经让成千上万人上瘾的故事。
有几家保守派报刊起初还试图用“女性作家不应触碰此类题材”的老调子来批判，但他们的读者来信栏目很快就被愤怒的读者淹没。
一位来自伯明翰的读者在信中写道：“如果女人能写出这样的故事，那只能说明你们之前不让女人写作，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愚蠢的决定之一。”
但真正让伊迪斯意外的，是副刊的反馈。
副刊的内容跟悬疑小说完全不在同一个领域——庄园收支会计、股市避险策略、地租租赁法律、农业萧条期的应对方案。
伊迪斯把前世的金融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包装成一篇篇短文，以生动的例子解释股市和资产经营之间的关系。
她本以为这部分内容只会吸引一小部分乡绅和商人读者，但没想到——读者粉丝们再次被震惊了：“两个世纪以后居然还会炒股？居然还懂金融？”
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作家，哪怕是那些以写社会现实著称的作家，对金融和股市的了解也仅限于表面。
一个能写科普悬疑小说发家的女作家，同时还是一个精通庄园经营和股市投资的金融家——这种组合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眼里几乎是神人级别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