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进编辑部，有人在信里请教股市避险的具体操作，有人想确认副刊里的庄园案例是否基于真实数据，还有一位自称“在股市里亏了不少钱”的退休军官写道：“如果早两年读到您写的股市避险专栏，我现在就不用卖掉祖产租房养老了。”
查理·狄更斯在给伊迪斯的信里用一种极其克制的喜悦写道：“您的副刊专栏已经成为本刊最受欢迎的板块之一。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年四季》创刊以来第一次有读者写信来问‘能不能多登几篇经济文章’。”
伊迪斯也没想到自己的副刊内容正好赶上了去年大萧条后民众急需想赚钱的心情——不过想想也挺正常的，很多核心经济学流派恰恰诞生在经济崩盘、萧条、衰退阶段，用以解释旧体系无法解决的危机。。
《一个侦探》一共连载四期，到了九月最后一期的时候，《一年四季》发布了长长的评价。
......
感谢各位读者看到《一个侦探》连载的最后一期。
如果说《不该回来的人》展示了“两个世纪以后”在叙事结构上的非凡控制力，那么《一个侦探》则更进一步——它将这种控制力用于探索一个当下小说文学几乎从未触及的领域：人的自我欺骗。
故事的开头简洁到近乎冷酷。
一个男人从陌生的卧室里醒来，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不知道身在何处，床头的矮柜上放着一本日记。
日记里记录了一桩谋杀案的调查进度。
他开始按照日记的线索追查凶手，但每一条线索都指向他自己。
任何熟悉当下侦探小说的读者都能立刻意识到，这部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打破了既有的范式。
我们习惯的侦探故事——无论是威尔基·柯林斯先生的《月亮宝石》，还是那些在廉价刊物上连载的市井探案——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侦探是局外人，凶手是另一个人，真相大白之后秩序得以恢复。
侦探代表理性与正义，凶手代表混乱与罪恶，两者之间的界线像泰晤士河一样宽阔而明确。
而“两个世纪以后”把这条界线抹掉了。
她让侦探和凶手共用同一个身份，让追查成为自我追查，让正义的代言人同时是罪恶的执行者。
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侦探小说。
这是一部关于人的自我欺骗如何可能、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崩溃的心理学研究。
一些保守派评论家说这篇小说“病态”“扭曲道德”“有损健康心智”。
他们的理由是：小说应当引导读者向善，而侦探变罪犯的故事模糊了善恶边界，让读者产生不必要的道德困惑。
这种批评预设了一个前提：读者是脆弱的，不能承受复杂的道德问题，必须被善意的谎言保护在简单而清晰的世界里。
“两个世纪以后”显然不这么认为。
她显然认为读者是有能力自己思考的。
她给了他们一个谜题，而这个谜题的答案不在侦探的日记里，不在凶案现场的泥土里，而在每个人自己心里。
真正让人不安的，是小说提出的那个问题——我们是否也曾经忽略过那些摆在眼前的线索，因为我们无法接受它们指向的真相？
一个体面的商人，在账目上做了手脚，然后告诉自己“那只是暂时周转”。
一个慈善家，默许了自己工厂里的童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然后告诉自己“他们的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