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刚亮，贾仁义就揣着一只旧布包出了门。
布包贴在胸口，裹了两层粗布，里头压着一叠写得工整整的方格信纸。
最上面那行标题，他昨晚用蘸水笔描了两遍，黑得像刀刻的。
《关于王德贵长期包庇重点对象顾真的情况说明》。
路上没什么人。
贾仁义缩着脖子走得快，鞋底踩进冻泥坑也顾不上抖，一口气赶到公社打办门口时，棉袄领子里已经沁了一圈汗。
办公室里暖和。
苟栋喜盘着腿坐在办公桌后头，搪瓷缸里的茶叶泡得发胖，正拿缸盖子刮浮沫。见贾仁义推门进来，眼皮懒洋洋一抬。
”写好了？“
”写好了，苟主任。“
贾仁义把布包搁在桌沿上，双手推过去，手指尖微打颤。
苟栋喜没急着接。
胖手搁在桌上，拇指慢悠悠摩挲着搪瓷缸的杯壁，像看一条自己投喂了几天的瘦狗，终于叼来了骨头。
”你可想清楚了。“
苟栋喜声音不大，尾音拖得慢。
”这材料一递上去，王德贵翻不了身，你在红旗大队也就没退路了。“
贾仁义喉结滚了一下。
退路？
他还有退路吗？
这么多年了，他贾仁义在红旗大队当副支书。
副字压在头顶，像个紧箍咒，摘不掉也绕不开。
开会，王德贵坐上首，他坐边角。
分粮、修渠、征工、巡查，王德贵一句话就定了，他连插嘴的份都没有。
社员见了他喊一声”贾副支书“，那个”副“字咬得又轻又快，跟打发叫花子似的。
他不是没想过熬。
可王德贵身子硬朗，六十岁的人了，背还挺得笔直，嗓门比全村谁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