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甜甜并没有捕捉到丁维钧眼神里那一闪而过的诧异和鄙夷。
她现在根本没有心思去分析别人的眼神。
她只知道，眼前这个人是她最后的希望。
“叔公！”
她又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哭腔，“我的两个儿子，被人害了，送到劳改农场去了。他们一个五岁，一个三岁，那么小的孩子，去了就是一个死啊！叔公，您能救救他们吗？”
她故意把两个孩子的岁数，各说小了一岁。
丁维钧走到沙发前坐下，把公文包搁在茶几上，端起搪瓷茶杯喝了一口。
茶是凉的，应该是早上出门前泡的，已经泡了整整一天。
“劳改农场？”他放下茶杯，语气很平淡，“这么重的惩罚，他们犯了什么事？”
“就偷了个钱包。”唐甜甜说。
丁维钧忽然把茶杯往茶几上重重一搁。
“胡说！”他喝道，声音忽然拔高，震得日光灯管都跟着嗡嗡了两声，“偷了个钱包怎么可能送去劳改农场？你当我是三岁小孩——”
他停住了。
等等。
偷钱包。
两个小孩。
跳楼的农民。
丁维钧突然想起来了。
上个礼拜，有一个上访的妇女跪在市政府门口，举着一块写着“冤枉”的牌子。
她是从远郊来的，说她男人得了肝癌，家里把被褥都卖了凑了八十块钱来京市看病。
结果钱在医院被两个小毛贼偷了，男人一时想不开，从三楼的窗户跳了下去，两条腿都摔断了。
她跪在门口哭，哭得撕心裂肺，围观的人围了一圈又一圈。
最后信访办的人出来把她劝走了，材料送到了他桌上。
他当时扫了一眼，拿起钢笔批了六个字——“严查严办，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