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终于可以坐在花园里和玛丽喝茶了。
秋日的阳光从老橡树的枝叶间漏下来，落在她们脚边的草地上，碎碎的，暖暖的。
桌上那壶大吉岭红茶还冒着细细的白雾，和几天前深夜白金汉宫里那盏没有喝的茶不一样，这一次，她们终于可以慢慢品了。
夏洛特端起茶杯，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一半是这些日子压在胸口的重量，另一半是终于可以松下来的疲惫。
“伦敦还是太脏了。”玛丽把茶杯搁在碟子上，瓷器碰着瓷器，发出一声轻而脆的响，“夏日里臭烘烘的，若是夏日爆发霍乱，情况会更严峻。那些排水沟、下水道不知道堵塞了多久，泰晤士河有些地段都被淤泥和垃圾堵死了。河水排不出去，污水就渗进水井里，渗进那些本来就不干净的水源里。”
夏洛特点点头，手指在杯沿上轻轻转了一圈。“下水道当然是必须的。以往提起下水道工程，那些议员们只会摇头说预算不够，说这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可霍乱刚过去，人人都怕了。现在没人敢说这种话了。在疫情结束后推动这一项城市建设，应该比过去容易不少。”
玛丽端起茶杯，抿了一小口。
她知道，在另一个时空里，伦敦的下水道工程还要等十几年才会真正启动——要等到另一场更大的霍乱爆发，要等到那位名叫约瑟夫·巴泽尔杰特的工程师在“大恶臭”的夏天里把图纸铺在议会桌上，告诉那些捂着鼻子的议员们：要么修下水道，要么继续被瘟疫杀死。而在这个时空里，也许不需要再等那么久了。
也许珍妮的母亲在失去女儿之前，就能住进一个有干净水源、有通畅排水系统的街区。
也许东区那些巷子里的旱厕，有一天会被埋进历史的废墟里，和瘴气理论一起被后人当作一段荒诞的往事。
玛丽点了点头，手指在杯沿上轻轻摩挲着。
“有一位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他在伦敦市政工程署任职，对城市排水系统有很深的见解。与其让议员们在议会里争论下水道该修在哪里、花多少钱，不如先让真正懂行的人拿一份方案出来。”
夏洛特把这个名字记了下来。
她端起茶杯，望着花园里那几株在秋风中轻轻摇曳的白玫瑰，心里盘算着市政工程署的预算表、议会的议事日程，还有那份刚刚平息的疫情报告。“那就先从一份下水道规划开始。趁那些吝啬的议员们还在害怕。”
***
辉格党果然将那份酝酿已久的改革法案提交了上去。
霍乱的阴霾刚从伦敦的街巷间散去，空气中还残留着石灰消毒的气味，议会大厦的走廊里却已经提前进入了另一个季节——不是秋天，是春天，是那种积雪刚刚消融、所有蛰伏的野心都在泥土下蠢蠢欲动的早春。
书记官们抱着成捆的文件在走廊里小跑，靴跟敲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密如鼓点的回响。
伊丽莎白坐在上议院旁听席的前排，脊背挺得笔直，目光从那些正在低声交谈的议员们脸上一一扫过。
她今天穿了一条深蓝色的裙子，领口别着那枚珍珠胸针。
她看见中立派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赞成方的投票通道，他们的脚步声在大厅穹顶下回荡着，像一把不断被敲响的、沉闷而坚定的钟。
她看见几个曾经在窗户税废除案上坚决反对的老托利党人坐在座位上，沉默着，犹豫着，手指在扶手上反复敲击，敲了又停，停了又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