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把那份从巴黎快马加鞭送来的简报递给她，她读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简报放在膝上，望着远处湖面上那几只慢悠悠划水的天鹅。
“要是法国的七月革命再早一些，我们根本用不着那么兴师动众。那些医学数据、财政对比、宫廷人事，费了多大劲才把束腰这件小事搞定，要是巴黎的街垒早几个月竖起来，全欧洲的保守派都会被吓得噤声，莫尔顿裁缝铺根本不敢跳出来作对。”
夏洛特靠在椅背上，端起茶杯，没有喝。
她望着玛丽，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只有她们两个人才能读懂的笑。
查理十世被赶下台的消息确实像一记闷雷，把那些还沉浸在神圣同盟旧梦里的保守派劈得措手不及。
一个被革命推翻的国王本身不是新鲜事，可距离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只过去了十几年，新的街垒又出现在巴黎街头，新的国王又被流放。
那些自以为在维也纳会议上已经彻底埋葬了大革命幽灵的人，现在大概正彻夜难眠，反复问自己同一个问题：历史是不是根本没有终结。
“那边的阻力比我们大得多。查理十世是那种完全不打算让步的人，可我们这边只是换一件裙子，礼仪官们就已经嚷嚷着传统不能改了。要是七月革命早上几个月，西蒙斯爵士大概会自己跑到我面前，主动提出换裙子。”
夏洛特点点头，语气里带着一种对那位法国表亲的冷静审视。她顿了顿，望着一片从湖对岸飘过来的落叶，“当然，我们得承认赢得太漂亮了一些。医学报告、财政对比、人事清洗，每一步都踩在锣鼓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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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郡公爵和格雷伯爵是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来到白金汉宫的。马车驶过湿漉漉的碎石路，车轮碾过积水，溅起细碎的水花。
夏洛特选了一间朝向花园的小会客厅见他们，窗开着半扇，雨后泥土的腥气混着玫瑰的残香从窗外飘进来，在潮湿的空气里久久不散。
壁炉里生了小火，火光在深色的橡木地板上跳着，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格雷伯爵先开口。
他是辉格党在下议院的领袖，头发已经花白了，脊背却还像年轻时一样挺直。
他的声音不高，语调平稳，像是在汇报一件早已预料的、不太令人愉快的事实：“不久之后的大选，我会在几个关键选区投入更多资源，也开始联络那些新获得投票权的工业城市里的潜在支持者。但现实是，那些衰败选区的席位牢牢攥在托利党手里。这次恐怕依旧不能在下议院取得多数。”
德文郡公爵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他没有说话，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那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附议。
这两位辉格党最有权势的人物，此刻坐在新女王面前，带着一种不是沮丧、却比沮丧更深的无奈——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反对党，知道每一次大选的结果，在投票开始之前就已经被旧制度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