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加德纳先生回来得很晚。
客厅里的蜡烛已经换过两根了。简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借着烛光绣花，针脚细细密密的，偶尔抬起头看一眼门口。伊丽莎白窝在另一张沙发里，手里拿着一本书，但半天没翻一页，眼睛也时不时往门那边瞟。玛丽坐在角落里那张小书桌前，面前摊着那叠稿纸，握着羽毛笔，但一个字也没写。
门被推开的时候，三个人同时抬起头。
加德纳先生走进来，身后跟着一股伦敦夜晚特有的凉意。他把那个大皮箱往地上一放，皮箱落地的声音沉沉的，像装着什么重东西——其实里面全是布料样品，分量不重，但那一下，像是把他自己一天的力气也卸下来了。
他整个人陷进沙发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那口气很长，像是把一天积在胸腔里的东西全吐出来。
简放下绣花针，轻声叫了句“舅舅”。伊丽莎白把书合上，看着他。玛丽也放下笔，等着他开口。
蜡烛的火苗跳了跳。
加德纳先生揉了揉眉心，那动作很慢，很重，像是连抬手都很费力。
“那些厂主，”他说，声音比平时低，“真是一毛不拔。”
玛丽看着他。
“口罩的事？”
“嗯。”加德纳先生点了点头，“我把样品带去了，跑了四家厂，一家一家给他们看。跟他们说这东西能挡棉尘，工人戴着少咳嗽，少生病，少旷工。你猜他们怎么说？”
伊丽莎白挑了挑眉毛，没说话，但那个表情已经替她问了。
“第一家，那人连看都没看，直接摆手。说‘咳嗽是她们自己的事，旷工扣工钱就是了。真要嫌灰大，自己拿块布蒙着脸，谁拦着她们了？’”
简的手停住了。针悬在半空，忘了落下去。
玛丽没有说话。
加德纳先生继续说下去：“第二家稍微客气点，多看了几眼，问了问价钱。我说最便宜的那种两个便士一个，他愣了一下，我以为他心动了。结果他说‘两个便士也是钱，一百个人就是两百个便士，快一镑了。一镑能干多少事，买这个？’”
他顿了顿，摇了摇头。
“第三家更绝。那人拿起一个口罩，翻来覆去看了半天，然后问我：‘这东西，工人们愿意戴吗？’我说戴上总比咳着强。他说：‘那可不一定。万一她们嫌闷，不肯戴，我这钱不就白花了？还得罪人。’”
伊丽莎白的眉头皱起来。
“所以他就什么都不做？”
加德纳先生苦笑了一下。
“他是这么想的。反正难受的不是他。”
第四家，他顿了顿，说那个厂主倒是多聊了几句，态度也还行，但最后还是一样——没买。
“他说，‘加德纳先生，我知道你是好心。可这玩意儿没听说过，没人用，我买了，工人不戴，我怎么办？再说了，她们咳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都咳了好几年了，也没见谁咳死。’”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
伊丽莎白忽然开口，声音比平时硬：“他们就没想过，工人病了，死了，谁来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