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得……太棒了。”
他的声音有点哑，像是说了很多话，又像是很久没说话。
“我读完了。”他说，“一口气读完了。从早上到现在。四十五页，一个下午，我读了三遍。”
玛丽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弗朗西丝·沃斯通。”他念着这个名字，像是在品味什么，“这个女侦探，这个住在阁楼里的女人，这个被人小看、被人误解、却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的女人——你从哪里想出来的？”
玛丽没有回答。
她能说什么？说她是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名字里化出来的？说她是从那个滴落的墨汁、那个无意间按下的指印里想出来的？
班纳特先生也不需要她回答。
他继续说，像是在自言自语：
“那个指纹。那个窗台上的印子。那些纹路，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有——这个想法，你是怎么想到的？”
玛丽顿了一下。
“我……那天墨水滴在手上，我不小心按在纸上，留下了印子。”她说，“然后我想，如果每个人的印子都不一样，那是不是……可以用来找出凶手？”
班纳特先生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不是那种嘲讽的笑，不是那种无奈的苦笑。是一种玛丽从未见过的笑——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藏，像是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他说，“我书房里那些书，那些法律书，那些关于刑侦的书，没有一本提到过这个。”
玛丽愣住了装作奇怪的样子问。
“没有？”
“没有。”他摇摇头，“他们讲证据，讲口供，讲推理。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留下的印子，可以是独一无二的。可以是永远无法抵赖的。可以是比任何口供都更可靠的证据。”
他顿了顿。
“你写的这个故事，比他们那些书都更聪明。”
玛丽站在那里，心跳快得像要从胸口蹦出来。
“真的？”
“真的。”
班纳特先生伸出手，按在她肩膀上。那只手很轻，但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