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档案呢，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们建立了三级档案制度。”
分析员调出样例。
“第一级是基础档案。”
“包括姓名，年龄，专业，工作单位，家庭情况，经济状况。”
“这部分来自公开资料和常规情报收集。”
“第二级是弱点与需求分析。”
“比如，谢尔盖·科瓦廖夫，米格设计局高级工程师，48岁，女儿患罕见病需要西德药物治疗，月薪仅320卢布，无力承担。”
“我们已通过波兰的医疗中介，为其提供资助，并暗示资金来源与九黎的国际医疗慈善基金有关，他现在对我们心存感激。”
“第三级是心理评估与转化路径。”
“这是最耗时的部分，我们通过接触者观察，心理侧写，价值观测试，评估每个人对苏联体制的忠诚度，对西方或东方的态度，个人理想与欲望。”
“然后设计个性化的接触方案。”
龙怀安点头：“比如？”
“比如，瓦列里·彼得连科，28岁，软件天才，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工作，负责军用操作系统开发。”
“他热爱编程，但对官僚体系极度不满，梦想是写出全世界都在用的软件。”
“我们的评估是：技术理想主义者，对意识形态淡漠，渴望国际认可和创作自由。”
分析员调出方案：“接触分四步：第一步，通过匈牙利学术会议，让他偶然读到九黎计算机科学家关于开源操作系统的论文，激发共鸣。”
“第二步，安排他在黑市买到九黎产的轩辕-2个人计算机，体验其先进的开发环境。”
“第三步，通过地下渠道，让他获得九黎的编程大赛邀请函，匿名参赛，获得国际奖项。”
“第四步，时机成熟时，提供九黎顶尖软件实验室的工作邀请，承诺研发自主权，国际发表自由，薪酬是苏联的二十倍。”
“这类理想主义者，成功率在70%以上。”
“而且一旦成功，他会成为榜样，吸引更多同类人才。”
龙怀安走到窗前。
夜色中，西贡的灯火如星海。他知道，历史正走向那个关键节点。
苏联的解体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以何种形式发生。